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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简单地利用税收杀富济贫。”这是厉以宁教授最近的一句话。
税收也“仇富”？税收也披上了一层道德的色彩，成为一个世相判官？厉以宁教授的这个说法，似乎有可商榷之处。
人们为什么要交税？税是用来干什么的？只要稍微懂一点浅显的经济学“道理”，就知道税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是民众部分资源和权利的让渡。可民众为什么要以税的形式让渡这部分资源，自己的资源自己用不好么？
打一个比方可能比较好回答以上问题，一个腰缠万贯的富人要出门，他发觉外面的路况太糟糕了，于是他一咬牙，出巨资修建了一条崭新宽敞的沥青大马路，走上去自然舒坦。可走到马路的尽头，他发现：前面又是泥泞不堪。他一皱眉头，再拿出一笔钱，修建了另一条马路。可是，同样的问题还会继续缠绕着富人，周而复始的“马路难题”迫使他不断掏钱，哪怕他富得超过比尔·盖茨，终有财尽的一天。
税的意义就是将公众的财富聚合，形成庞大的力量。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宽敞马路、美丽公园乃至家庭所用的自来水、煤气等等，都是税的支付。组织化、专业型的政府相比个人，显然在某些领域的运作更具有效率。所谓用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其实就是因为市场带有明显的个人自利色彩，无论是个体还是一部分个体组成的企业，考虑更多的是自我的利益，那些带有普惠性的公共服务，虽然他们也是受益者，但让一部分人为所有人埋单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现实的。政府通过某种强制性的税，让公众一致性地为自己的需要埋单。让整个社会的效率在统一的规划下显现更高的组织效率。
税是公共服务的血脉，在中国如今的现实环境中，其实富人在公共服务中享受的份额更多一些。比如，如今大中城市的人行道、自行车道纷纷让位于机动车道，机动车主们占据了道路资源的主流。与发达国家人人有车不同，中国的有车族还集中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马路是全体纳税人出资修建的，但享受马路宽敞便利的是一部分开私家车的富人，普通民众只好选择挤在公交车或者地铁里，行人甚至要多走些路才能过街。这是“穷人”们做出的牺牲。
再举例说，水资源紧张已经成为大城市的通病，可高耗水的洗车、蒸拿行业依旧在为富人的优良生活质量作贡献。宝贵资源的刚性总量决定了一部分人多拿走一些，另外一部分人就要少用一些，从而推高整个社会资源消费的成本。
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基本含义说明一个道理：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还要看课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如今中国的税收，依旧存在“贫富倒挂”的现象，举个例子。800元起征的个人所得税让“穷人”们交纳了足够的税，而富人们会聪明地将收入打入企业运营成本中，因为企业所得税目前是统一标准，这就是时下流行的“合理避税”。结果就可能造成一个趋势：穷人承担的赋税过多，而富人不够，税收按此模式总有下降的一天，公共服务质量会随之下降，受害的又是大多数穷人。付出与所得不相当，这不是社会公平应有之义。
衡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有主观能力说和客观能力说。“主观能力说”认为，各个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大小，应以其因纳税而感受到的牺牲程度来衡量。所谓“牺牲”指因课税而减少经济福利而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或负效用。“客观能力说”提出三条衡量纳税能力的标准：一是以“财产”的数量和价值作为衡量标准；二是以“消费”作为衡量标准；三是以“所得”作为衡量标准。一个年入100万的人，他交纳了40万的税，看上去很高，可他依旧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依旧幸福并快乐着；而一个年入8000的人，他交纳了2000的税，比例和数额都远小于前者，可他的生活可能会因此而窘迫、痛苦。所以，无论从“主观能力说”的幸福感和牺牲程度，还是“客观能力说”的财产、消费和所得标准衡量，富人比穷人多支付一些税，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没有指望富人成为道德的楷模，但既然富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尤其在中国，富人还没有像西方那些富豪们一样勇于承担自己的“财富社会责任”时，承担应尽的纳税义务，应该不算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吧。
（ 责任编辑：阿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