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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号反革命分子”，如果不是有人把我保下来，今天就没有我了。哈哈！
我的战略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优势战
我也可以开仓卖出一部分邮票，但邮市会被砸一个大窟窿
王国强：从红卫兵到全国邮市一号人物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北京
好不容易到了元旦假期，王国强依然不能休息——除了要应付例行工作，还约好接受三家媒体采访。与往常不同的是，他到中午时分才打开“北京市四达邮币社”的大门。
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堆满一箱箱的邮政品。紧靠一面墙，10台电脑一字排开。上班的时候，员工们在这里负责他创办的中国邮币卡网。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网。
从铝合金卷帘门迎出来的王国强已经发福，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好，一身黑色便装，朴素，但看得出质地优良。乍一看，52岁的他和任何富商没有差别。
入座，妻子沏上一壶苦涩的绿茶，交谈开始，面前的王国强马上变得沉重、感慨，就像翻开线装书的发黄纸张，他的谈话充满对自己、对历史的反思。
小红卫兵，国家干部，国企领导，下海，创办公司，建立网站……中国历史变革的每一个关节点，他都站在前端。
他曾对共产主义无比狂热，对私人财产无比排斥；他曾认为，君子重义不重利。如今他成为中国邮市行业的一号人物，家产超过3000万。他的人生经历，极大程度上契合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走向。
他说，辞世以后，要把财产搞一个慈善基金，或者教育基金，科技基金。他渴望能让自己的名字在历史中留下一笔。
狂热分子
我1952年出生于北京普通干部家庭。1965年，考上北大附中，是老三届的最小一届。北大附中是个精英荟萃的地方，我们算是“天之骄子”，大家开玩笑，“不是想当主席就想当总理”。
正常学习刚刚一年，文革开始。由于爷爷的地主身份，我被打为黑五类，受到政治牵连，重要活动都不让参加。
那时我们对共产主义很狂热，对毛主席无限忠诚。不用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召见红卫兵我是一定去的。同学中有一个在那里和毛主席握了手，我又跑去和这个同学握手，过了很久，还舍不得洗手。每次，毛主席最高指示下达，我们要跑到农村，咬破指头写血书。
那是个悲剧的时代。回头想想，当时干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事儿，批斗老师，砸机关，闹革命，做了很多错事。后来一直反思，责任不该全由年轻人来承担，但是内心一直背负着枷锁，常常感觉到历史的沉重使命。
1968年，我进了北京市房管局。回忆中，那段日子就是“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值忠字班；天天搞政治学习，追究政治谣言”。
后来形势变化太快了，很多人，昨天还带头闹革命，明天就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于是，就开始反思。那时最喜欢和一批朋友讨论，“中国正朝何处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976年，文革接近尾声，我参与了“四五事件”。接着，被打为万人公司的“一号反革命分子”。如果不是有人把我保下来，今天就没有我了。哈哈。
在房管局的时候，我干过会计，预算，劳资，工长，工地主任。我们有一个头，外号“土匪”，常常辱骂工人。有一回，他骂到我头上，我气得要揍他，被人拉住了。就这样，1986年初我离开单位，被“赎买”到华远公司，负责合同工作。
有人为了收买我，和我吃饭谈合同时偷偷塞了3万块钱在我包里。我火了，“不主动拿回去我吊销你们的资格”。他们一批人坐在我办公室，尴尬的不得了。
这个阶段的我对市场没有了解，是个专业干部。1988年底，国家鼓励大专院校办公司弥补教育经费，我来到人民大学函授学院，搞了“鸿图公司”，是个校办企业。
运气与我无缘
我的命运很不济，可能是八字不好。刚到“鸿图公司”负责建设部经理，中央下达文件，“三年不准开新项目”，我的工作无法启动。
1989年，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疲软”，有些货物供大于求，实际上，却是市场的脱节。我拉着手下的人出来搞点原始积累，承包了海淀中学一个校办企业，它有经营建筑材料的执照，有房屋，但无人经营。
承包费给了，房屋装修得差不多，公司的名字起了，叫“海图综合服务部”。这时，文件下来：所有经营建材的执照无效，必须重新办理。
我们只能换点别的生意。搞纸张，饮料，家用电器……没有进货渠道，也不懂市场，我整天抱着一台电话，找信息，找机会。
短短时间，我们在北京开设了送货上门和平价超市等业务，这在当时是创新，被树立为标杆，媒体宣传。局面正在打开。
1989年10月底，一纸文书《清理流通领域里的公司》下达，我们的小公司关张了。我的领导，鸿图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回到鸿图，保证你的工资和奖金”。我拒绝了——当初带一批人出来干，现在他们下岗，我自己回去，这话我说不出口。我辞了职，和大家一起失业了。
失业的阶段有一年多，我带着下岗的十几个人搞创收，利用市场的差价挣了20万。钱分给了员工，一部分用来偿还“海图综合服务部”的债务。公司虽然撤销了，货物囤积着，欠下了钱，我拿自己的挣来的钱去偿还。我还记得，最后一笔债务还给我母亲，我自己投进公司的钱至今没有拿回来。
第一桶金
1991年10月，我在月坛邮市一个20多平米的小商店里创办了“四达集邮服务部”。这一年我39岁，开始个人创业，所有的资产只有一万元。
没有人看得起我。当时邮市上超过百万的商家不少，我去进货，经常遭白眼。他们常告诉我，“没货”。
原来的时候，我帮朋友拉项目，几百万的项目，坚决不肯要报酬，他汇来的5万块钱一直留在单位帐户里，最后我都没去拿。但这时我才知道金钱重要，“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
那时候，北京有黄色的“面的”，10公里10块钱，从来不敢坐。进货的时候，我从月坛邮市骑车到东郊三里屯，来回四个小时。有时天刮起西北风，只能下来推着走，等回到的时候，浑身都麻了，要吃过饭，喝点热汤，才慢慢有感觉。
那时候，他们给我起一个外号，叫“方便面脑袋”。因为每天中午我都吃方便面，最便宜的那种，一袋5斤，够吃十几顿。每个月，我给自己定一百八十元工资，几乎都省下来买邮票，看着店里的品种逐渐多起来，心里特高兴。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集邮，到创办“四达”时，集邮的历史已经30年。但入行之后，才知道，我根本是个外行。
那是一个垄断行业。民营邮社很受歧视。更糟糕的是，邮市的三个基本功——邮识，真伪鉴定，市场规律——我一律不懂。
恶补啊。我整天学习。这个时候的我，只长耳朵和眼睛，不张嘴巴。《集邮杂志》，《中国集邮报》，找到仔细看。版式、刷色、文字、齿孔、背胶，在30倍放大镜下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直至深夜两三点钟。每天工作十几个甚至二十多个小时，
无知的状态维持了两年。到1993年底，我心中有了数。
我发现，与国营邮票公司和民营邮商相比，我有自己的优势——我的邮识比他们强。我认为，这就是我的空隙。我决定“让开大道，占领两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我注意到，很多人把小本票里的邮票剪下来单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我感觉机会来了。
1993年8月1号上午，我从银行的小金库里贷款20万，年息20％。当天下午，进入邮市，40元收购一枚《中国工程兵赴柬埔寨执行维和行动》特种封。
这枚特种封的发行价50元，总发行量1万枚。由于题材不错，受到很多邮商关注，刚刚面市，价格80元一枚。但那时邮市没有人坐长庄，价格炒高了就会暴跌。我进入的时候，邮市正遍地哀鸿，跌声一片。四十元一枚。不到一个月，我收了3000多枚。
我在中国集邮报上登出第一个广告，卖价70元一枚。很快有反映，接着是抢，价格暴涨。我的第二个广告，卖价90元；第三个广告，100元，第四个广告，130元。
这是我的第一个坐庄品种。把本金和利息还了，我挣了20万，前后不足一年时间。我有了第一桶金。终于有钱可以干点事了。
但更重要的是，我确定了战略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优势战。
资产翻了200倍
1994年4月1号，王府井百货大楼等四家公司发行股票。很多人认为，以后再没人玩邮票了。邮市陷入绝境，好品种全出来了，给钱就卖。这是个历史性机遇。
我瞄准了“白暨豚”小本票，不露声色的出手，以12元的价位大量建仓，花了3万多块钱，就买到近四千枚。
当年秋天，市场开始有动作，“白暨豚”的价格节节攀升。我和市场上另一个有“白暨豚”的票商合作，共同操作这次动作。到了1997年春天，卖到1000元一枚。当时邮市的人见面第一句话，经常是“有‘白暨豚’小本票吗？”
“白暨豚”的运作成功，我的总资产从1994年的20多万，到1997年接近4000万，翻了近两百倍。
这时我在全国的邮币市场名列前茅，战场也逐渐扩大。我的野心想做中国第一。
其实，从1996年开始，我就有了多元经营。
1996年春天，我在纪念币市场，投入全部机动资金，大量吃进熊猫币等纪念币。到了7月底，各地邮商跟进，纪念币的价格上升了数倍，利润高达400%。
后来还做过邮资片，也联合过邮市中专做小本票的大户，共同策划了一些行动，带动了生肖版和整个邮市高潮，绝大多数版块价格上涨了100%以上，有的将近500%。
现在，我盯准的是“世界杯足球赛小全张”。这套邮票题材重大，市场发行量230万。作为“多方”，我把“空方”的主力队伍消灭在15到18元，现在绝大多数小全张在我手上。这是胜利的保证。2008年的时候，我做成体育专题册，所有嘉宾和观众都会以拥有这套专题册为荣。
一不小心会把邮市砸个窟窿
1997年的时候，我开始想歇一歇了。创办公司六年来，每天睡觉不超过三个小时，还经常连轴转。我想去学汽车驾驶，还买了一辆二手的“雷诺”。没有想到的是，灾难正在降临。
1997年8月9日上午，邮币社来了两个客人，带来1包（100套）TP2梅兰芳特种邮资明信片，开价每套61元。那是假票，我一眼看出来了。我让他们把存货都送来，稳住他们，向派出所报了案。后来查出兰州一个造假犯罪团伙，把他们捉拿了。
这是个好事，但却惹来一场可怕的灾难。
1997年11月14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投稿，题为《火爆邮市暗流涌动——全国首例伪造特种邮资明信片案侦破纪实》，文章把我误列为涉嫌售假的同伙。一时间，轩然大波。
退货、退单铺天盖地而来，一上班，我就被嚷嚷着退货的客户堵在门口。办公室电话整天响个不停，都不敢接啊。“四达”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每天晚上睡觉都在想，明天不知道会怎么样。感觉生不如死。
两年后，我和《北京青年报》的官司结束，挽回声誉，灾难才算平息。当时，我的财产只剩下几百万。
坦率说，我现在的资产超过3千万。但我常觉得资金紧张，有些朋友凑钱给我，100万，150万的。我正在策划“世界杯足球赛小全张”的大动作，还缺200万。
我也可以开仓卖出一部分邮票，但邮市会被砸一个大窟窿，损害邮民的利益。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大局最重要。所以我正在和一些投资公司，房地产公司和风险公司谈战略合作，也尝试用邮票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
我现在不宣传企业和个人，重要的是提升行业的总体状况。中国的银行存款达到12万个亿，老百姓手中的钱还有不少于12万个亿，这么大的数字，有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进入邮市，那就是质的变化。
现在，王国强每天工作时间仍然长达十几个小时，夜里常常两三点以后睡觉。休闲的方式就是在家听听音乐，有时也和朋友出去吃个饭，“这比起当年已经好很多”。
前几天他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邮币卡市场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讲话，倡导健康的收藏投资理念。简单讲，四点：快乐投资，价值投资，可持续发展，共赢。
“现在忙碌的主要是行业的宏观调控，促进整个行业的振兴”，为此，他经常和行业的领导在一起“共商大事”。
采访中，一个电话打进来，然后听到他大声嚷嚷：“老兄啊，我们要对邮市负责任啊。一句话：为了大局。‘大局’两个字啊！”
和老三届一样，他有强烈的政治情节，熟知历史上每一个有转折意味的事件，清楚记得许多大大小小官员的名字。谈话中，他神情凝重，语速飞快。他说一直在反思，看过不少伤痕文学作品。对于过去，他充满感慨。
“我身上有历史的烙印，有使命感。”他说，“我很少掉泪，但看邓小平纪录片的时候，忍不住哭了。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感动：我是祖国的儿子，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补充道，“人活着还是得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他懂得的不仅是金钱之道。“能帮朋友十分的，我从不帮九分，这方面我很有口碑的”。他对金钱的态度也在转变。他说，现在希望挣得越多越好。
13年间，让自己的财产由一万元增长三千万。他看到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社会的变动。他感慨，“只要不向困难低头，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的”。
“我希望自己还能再干18年”。他坐在一张破旧的、褪色的黑色沙发中，戴着一副厚厚的眼睛，说话时常常眯着眼，抬头沉思良久。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的太太一直坐在电脑前听着，上着网。他们在婚前就约定不把财产继承给后代，但由于她身体不好，至今他们没有小孩。他说：“辞世以后，留下的财产希望能搞一个慈善基金，或者教育基金、科技基金。”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