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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对广州200多万农民来说，有欢欣也有失落。
城市化改变了农村，也正在改变广州农民的命运：仍守着农田的，为农业零赋税的到来欢喜鼓舞的同时，却要为五十年不遇的大旱忙碌忧愁；白云机场搬迁、大学城投入使用让当地农民由“种田”改为“种房”，多了致富机遇的同时又增了批闲得发慌的都市农民；城中村改造终于由“打雷”进入“下雨”阶段，村里的人正翘首以盼。
广州农业生产总值约为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2.7％，不要小看了这小小的数字，其关联着无数个农村家庭的幸福与出路。让我们记录下7位广州农民现在的模样，记住这个正在蜕变中越来越模糊的群体。
人均纯收入6600元
是7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今年目标：7000元
本报讯 新春伊始，广州农民在去年喜获丰收的基础上，又得了个定心丸。昨日，全市农业工作会议宣布了今年“三农”工作的预定目标，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将由去年的6600元增至7000元左右，增幅不低于5％。
去岁农民年纯收入增470元
目前，根据广州工业化现阶段发展水平来看，已处于对农业发展的反哺阶段。尽管去年持续数月的干旱天气，造成了部分农田受灾减产，但从整体上看，去年仍是广州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好年头。
据统计，去年全年广州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600元，比上年增加470元，增长了7.6％，是1997年以来增幅最大、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年。与此同时，在全市5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和20多个农业生产示范性基地的带动下，全市农业总产值也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农业总产值达到200亿元，比去年增长6.6％。
为缩小城乡差距、真正造福于农民，去年广州各级政府部门还大力清减数百种涉农税费，一次性取消了5699万元的农业税，使广州农民率先实现了零赋税。
今年将添5万农民进城
城市扩张、传统产业结构面临调整，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面临角色转换。昨日，市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在去年已成功转移就业5万农民的基础上，今年将再翻一番。
去年，作为“全面启动农民培训就业工程”的第一年，市劳动保障、农业、财政和发改委等部门以购买成果的方式，初步建立了农民培训、就业服务和招用工三方面的激励机制，比如凡参加培训的农民，只要取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证书》者，分别给予200—500元的补贴；凡介绍一名农民就业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就业服务机构或村委会20—100元的补贴；凡招用一名本市农民就业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单位，给予一年的工伤保险补贴等。同时，还对全市600多名低收入农民家庭子弟进行全免费技能培训。
按政府有关规定，从2004年起，连续四年将完成农民培训就业20万人，每年平均5万农民进城就业。由于激励机制的鼓舞，去年已成功转移农民就业5万人。
第三批中心城镇建设启动
今天的中心镇，明天的卫星城。近年来，随着广州城市发展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市空间架构的转变，中心镇建设成为广州农村现代化的桥头堡。
市农业工作会议透露，今年对中心镇建设的资金支持方面，将延续市、区(县级市)两级财政每年安排每个中心镇1500万元的统筹建设资金，且保持五年不变。同时，进一步将管理权、执法权、税费收入留成等县级权限下放给中心镇，并加大对其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等。
目前，在前两批共10个中心镇已相继投入建设的基础上，第三批有5个中心镇已开始启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去年全市10个中心镇的生产总值已达到275.45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初次显示出了中心镇就近转化农民就业和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勃勃生机。
广州大旱
秋冬春三季连旱！自7月以来整个广州地区没有成功地降过一次雨。广州遭遇五十年不遇的干旱。
劈了果树当柴禾
人物：梁龙灿，66岁，从化市良口镇长流村村民
这是一个普通的乡下老人：上身一件半截蓝色半截红色的手织毛衣，沾满毛球；脚上一双解放鞋，裤腿卷到脚裸处；整个人看来又干又瘦，大部分头发已经花白，手上长满老茧，但精神很好，动作很利索。
2004年12月28日，我们来到梁龙灿家时，他正在自家院子里劈柴。
这是一棵荔枝树。严格来说梁龙灿不是在劈，而是在砸——树架在两个砖块上，梁龙灿高高举起斧子，扬过头顶，猛地劈下去，斧子碰着树干，“咔嚓！”，荔枝树应声折断。
院子里的枯树不仅有荔枝，还有龙眼和砂糖橘。有的已经劈成了干柴禾，整齐地堆在一起。
“全是旱死的！”梁龙灿指着枯树堆说。
走进屋子，梁龙灿倒了一杯茶递给记者。
屋子是砖瓦结构，一排三间。梁龙灿育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全部都已成家，如今他和儿子住在一起。像村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儿子媳妇都到广州打工去了。家里只剩下梁龙灿和老伴何英南。10岁的孙女和8岁的孙儿也和他们住在一起。
“以前也旱过，但没这么厉害，今年是这么多年最厉害的一回，从7月份以来下半年就没下过一滴雨。”何英南本来在挑水浇菜，见家里来了人就放下水桶进了屋子。
何英南说，他们以前一直种水稻。前些年看别人种果树挣了钱，于是前年也在地里种下了200多棵荔枝、龙眼以及砂糖橘。眼看今明两年就要开始挂果，不想今年却遇到大旱，干死了好几十棵树。
“太干了，前面村里人都从小河里担水上山去浇果树。我们也挑过，但不管用。”梁龙灿说。
损失的不仅是水果，还有水稻。梁龙灿说，家里今年有七八分地的水稻都没有收成，全家早稻只收了5担(1担折合100斤)，晚稻收了三担多。而在正常年景，他们一季至少能够收1000斤稻谷。
争取来年多收点
人物：易金桃，60岁，从化市良口镇长流村村民
易金桃与梁龙灿是邻居。她家门前有一条小河，不时有村民到河里挑水上山浇菜和果树，河里的水已经见底，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断流。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今年只打了200斤谷子，哪够吃呀，我们现在都已经买粮吃了。今后咋办呢？”说起干旱，易金桃满脸愁容。
今年60岁的易金桃一生坎坷：小儿子天生智障，说话吐字不清，反应慢，不能干活。雪上加霜的是，40岁那年，她又死了丈夫。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女儿女婿全部在外打工，家里生活就靠他们周济着维持。
房子是丈夫在世时修的，砖瓦结构。20年过去，屋面已经开始发黑，好些墙面已经开裂脱落。但让人惊奇的是：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而一台彩色电视机却被扔在屋角。
“彩电坏了，修不好又没钱买新的，就只好借了别人家淘汰的旧黑白电视机来看。”易金桃解释。
与梁龙灿相似，她也是在前两年看见村里其它人种果树挣了钱才开始大规模种果树的，几年下来辛辛苦苦种了200多棵。
为了抗旱保树，村民们纷纷挑水上山浇树。易金桃也天天往山上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树一天天被旱死，她说：“山太高了，我挑不动呀！只能在那干着急。”
不过让易金桃感到庆幸的是，果树只旱死了20多棵。
对于来年生活，易金桃说：“把果树管理好一点，争取来年多收一点。”
大学城开学
2004年9月，总投资150亿元的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如期完工，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同时入驻大学城。世世代代住在小谷围岛上的一万四千多名原住村民的生活随之发生改变。
轻松的治安协管员
人物：邵坤 57岁，番禺区小谷围街道大学城贝岗村村民
从大学城中山大学校区出发，穿过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就来到了贝岗村。石板巷道透出历史的沧桑，翠竹掩映中的房屋多用青砖砌筑。
“手机通讯店”、“理发店”、“湘味饭馆”……村子里商铺林立，人来人往，热热闹闹。
邵坤站在一堆断砖碎瓦中，身后远处是大学城宽阔的马路和新修的教室。
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的邵坤现在已经不再需要种地了。修建大学城征用了村里所有的土地。
他目前的身份是大学城治安协管员。“就是在马路上走一走、看一看，一般都没啥事。”邵坤解释他的工作职责说。
治安协管员每月工资900元。邵坤说，这是政府为了照顾失去土地的农民而采取的一项带有福利性质的政策，但规定每家人只能有一个人享受该“待遇”。
马路宽又平，两边种满树木和草坪；每天都有很多班车往来广州。环境和交通状况的改善是邵坤感受最明显的两点。他说：“以前去广州，得过海，要先坐船到新洲，再坐车去广州。现在去广州方便多了，随时都可以坐车，要去哪里都行。”
脚下这片废墟曾经是邵坤家的屋子，不过因为是违建，已经在2004年7月被强行拆除。
“当时大家都在抢建，我也想赶大学城最后‘一班车’，怕当时不建以后建不成了。”邵坤说，他投了20万元，2003年7月动工，2004年建成，房子有100平方米，三层半。
大学城建设吸引了很多外来人口，村里的房屋大都被用来出租。建好后，邵坤家的房子一下全租了出去，每月可收房租八千元左右。
好景不常。2004年7月，政府集中整治违建。尽管邵坤认为他的房子是修给儿子的，但仍然被列为违章建筑，强行拆除。
“20万元，全部是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一下全没了。”说到这里，老人神色黯淡下来。
政府征地后，邵刊和老伴一共得到了7万多元的补偿。邵坤说，他把这7万块钱全部都存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家中平时的开销靠他做协管员的工资和年终分红。
仍留恋着那块土地
人物：黎健俊 38岁 番禺区新造镇谷围新村农民
黎健俊家是一幢小别墅，120平方米，两层，四房一厅。屋里经过简单装修，地面铺着木地板。我们来到他家时，他的妻子正在做珠绣——将一粒一粒的珠子串在布料上，拼成图案。
作为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搬离大学城的小谷围原住居民，黎建俊得到政府8万元奖励，再加上征迁补偿，他修建了这幢房屋。
“我们家以前的房子也很大，有150平方米，是两层半的小楼。”黎健俊不认为自己占了便宜。
同邵坤一样，黎健俊目前也在大学城当协管员。从家到大学城，他每天上下班都需要乘坐渡轮过江。
邵坤原先住在小谷围岛大拔村。家里种了五亩蔬菜，正常年景一年能获利1万元左右。邵坤说，现在没有了土地，心里总是感到很惶恐。
“有土地生活总有个保障。没有了土地，我们又没有文化，要是找不到工作的话，那就惨了。”邵坤看了一眼正在做珠绣的妻子说，“如果有一天我也干不动了，就全靠老婆做花来养家了。”
黎健俊说，做珠绣在小谷围岛居民中很盛行，大多数女的都在家里做这行。主要是帮附近一些制衣厂做加工，以斤论价，一般一个人每天能挣30块钱左右。
改造城中村
2004年，广州确定了7个村作为改造试点，计划在两三年内投50亿元改造完毕。其中，石牌村的改造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石牌村民想工作
人物：潘绍展，32岁，天河区石牌村村民
潘绍展熟练地穿过石牌村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小巷，走进东面自家的出租小楼。两栋小楼隔着石牌东路相望，一栋40平方米8层，一幢30平方米5层。同广州许多城中村的原住村民一样，他和妻子都没有工作，房屋出租所得和村里年终分红是他家的全部经济来源。
2004年12月27日，和往常一样，早上8点钟，潘绍展把三岁的儿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到茶楼与邻居喝早茶，乘机打听一下年终村里分红的情况。
10点左右，潘绍展回到家，帮妻子照管一下孩子——小女儿刚满一岁，再收拾收拾家里的卫生，做做午饭，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下午，他通常会去出租房里看看。如无意外，潘绍展接着就会到村里的小公园去下棋、聊天。
“这样的生活你们看来挺悠闲，其实30来岁没事干，也挺烦的！”潘绍展指着石牌西路两侧林立的高楼说，他小时候，天河这一带都还是城郊，这一片全是菜地和稻田，村民们大都以种菜为生。
改变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7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广东举行，村里大部分土地都被征用修建天河体育中心，村民的户口也从农村转为城镇。
进入90年代，开发热潮席卷全国。太平洋电脑城、广州电脑城、南方电脑城、总统大酒店、国防大厦……仿佛一夜之间，村庄就被淹没在了一幢幢高楼里面，石牌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城中之村。
在电脑城中工作的人大都来自外地，石牌村里出租屋成了抢手货。村民们看到了生财之道，纷纷争着抢着拆掉旧房建新房，房子越修越高。在潘绍展记忆中，1995年到2000年期间是村里建房子最疯狂的时候。
潘绍展的两栋房子分别建于2000年和2001年，一共投入了80余万元。潘绍展算了一笔账，房租每个月能收六七千元，年底村里分红他和妻子能领一万两千块钱左右，而家中每月开销要两千元左右，一年下来全家纯收入约有五六万元。“像我这个年纪，有这些收入，在村里算不错的。村里有些人家兄弟姐妹多，没有房屋出租，生活都困难。”潘绍展说。
城中村改造已成为广州市未来几年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对此潘绍展很关注，他说：“收房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工作。但现在不是我不想找事干，是找不到合适的。”
潘绍展今年32岁，1992年高中毕业后，先是买了辆中巴车跑长途客运。1997年，卖掉中巴车进了公交公司开公交车。2003年，因为超生，他被公司解雇了。
除了开车，潘绍展没有其他技能，所以他还是希望找一份开车的活儿，只要每月保证能有1500元的工资就行，但要求工作时间不能长，因为他还要管理出租屋和照顾孩子。
“我们找工作太难了，很多人对城中村人有偏见。”他说，“我们去找工作时，对方一听是石牌的，就认为我们个个都是‘二世祖’，好吃懒做。实际上我们也挺能吃苦的。我小时候，一个人就能把150斤一筐的菜扶到28型自行车上。”
对于来年，潘绍展说，“继续找工作，我要工作去。”
新机场搬迁
2004年8月5日，投资198亿元的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投入使用。新机场改变了附近村民的生活，带来了致富新机遇。
四层小楼盖起来
人物：王耀炳，36岁，花都区花东镇九一村村民
椅子放在院子里，王耀炳懒洋洋地躺在椅子里，微闭眼睛，双腿架在一张凳子上。夕阳西下，阳光洒在他身上。女儿放学归来，高兴地跑上前来，亲昵地靠在父亲身旁，向他汇报在学校的见闻。妻子在楼上窗户边探出身子，微笑地看着丈夫和女儿，不时在父女俩说笑间插上几句。
这是2004年12月29日下午。换成往年，王耀炳不可能这么清闲，他要么应该在外面打工，要么应该在家里拾掇荔枝和龙眼树。
村子里的楼房整齐地排列着，大小一样，全部四层楼，唯一差别在于外部装修。王耀炳家的楼房外墙贴着漂亮的马赛克图案，靠着马路。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四楼，下面三层全部出租。占靠近马路之利，一楼租户是家湘味饭馆。
三层房屋出租王耀炳每月能收入2000元左右。如今，他和妻子都没有工作，一家人就靠出租房屋生活。
王耀炳所在的九一村原本在新机场里面，人们世代以种地为生。改革开放后，很多年轻人开始进城打工，像王耀炳，他早些年就曾经到广州开货车，跑运输。
让他生活发生改变的是新白云机场。1998年，新白云机场动工选址花都，王耀炳所在的花都区花东镇九一村土地全部被征用，全村搬迁。
房屋征迁政府补偿了10万元，再加上荔枝树、龙眼树的补偿，王耀炳投入20万元修建了这幢新楼。新村子距离新机场北大门约一公里左右，新机场大马路正好从村口通过。
去年8月，新机场正式启用。众多物流仓储企业纷纷涌向新机场北出口，向村民们租住房屋办公和居住。
王耀炳的房屋就是在那时租出去的。
王耀炳妻子则不停抱怨现在家里开销太大。她说：“以前米是自家的，吃菜自家菜地里有，现在水要一块多，还要缴卫生费，一个月起码要化一千多元，(出租房子的钱)也就刚够买饭吃。”
二楼租住的是一个湖南女孩，在新机场做保洁员。对此王耀炳也感到不满。他说：“征了我们的地，为什么不优先给村里人安排工作？这些活我们都能干，但他们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们。”
与新机场一“网”之隔
人物：杨荣，50岁，花都区新华镇团结村村民
“轰！”、“呜！”……飞机几乎擦着屋顶飞过，巨大的引擎声一瞬间就淹没了人们说话的声音。尽管我大声喊着，杨荣仍然不停摆手，示意他什么也听不见，稍后再说。
飞机终于离去，杨荣苦笑着说：“吵得很，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说话都必须停下来。”
不到十分钟，飞机又来了，说话再次被打断。“上午飞机不多，还好些。下午特别是傍晚，每隔三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那时候电视都看不了，只能看图像，听不清声音。像我们这样说话根本不可能。”21岁的村民李财兴插话说。
从杨荣家往前走十米，就是新白云机场停机坪。分隔村庄与机场的是一道两米多高的铁栅栏，顶端布满铁丝网，一辆吉普车在机场内来回巡弋。21岁的村民李财兴指着铁丝网说：“那个东西不能碰，一碰就会自动报警并发出警告说‘这是机场保卫区，请不要进入，赶快离开’。”
这是一个观看飞机起飞的好地点。几乎所有的飞机起飞都要从村庄上空经过，站在这里，你可以清晰地看清每架飞机机翼上的文字和图案。因此，自从新白云机场去年8月启用后，团结村就热闹起来，每天都有人专程去看飞机起飞。
“去年8月份新机场刚启用那阵，每天有好几百人来村里看飞机，有开车的，还有旅游团组织的。”精明的杨荣乘机在家开设了饭店和士多店，分别取名为“荣华商店”和“荣华餐厅”。他说，那阵他生意很好，最多的一天进了三次货。
实际上村里的房子大都显得比较衰败。
“自从决定建新机场后，村子里就不允许建新房了。机场里的房子都已经拆了。”杨荣指了指停机坪，然后又指着自家外墙上显眼的“二类四等”几个毛笔大字说：“我们这边马上也要搬了。”
“二类四等”是杨荣家这栋房屋所能获得的补偿标准。根据规定，征迁后他的这栋房屋能够获得每平方米430元的补偿。目前有关部门已经距此约3公里外的地方给他们统一规划了新的安置点。杨荣说，安置点很漂亮，环境比村里好多了，以前搬迁的人都已经住了进去，目前他的新房已经在建设之中了。
从1998年新机场动工建设开始，村里的土地逐渐被征用。村民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杨荣说，他们以前平均每人有一亩地，如今只有0.6亩。不过现在村里人大都不种地了，而把地都承包给了外省人种疏菜。本村人有的出去打工，有的进了新机场工作，还有的利用新机场带来的商机做起了生意。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4年他家连同村里分红和自己经营商店，总收入在1万5千元左右。对于这份收入，他已经感到很知足。
采写：本报记者 林劲松 杨晓红
通讯员 陈洁仪 姚涛
摄影：本报记者 梁音 林劲松
（ 责任编辑：谢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