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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经新闻报》首席记者 仲莱/北京报道
人民币该不该升值、升值有否依据以及升值对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受国务院总理委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安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日前完成了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从何而来》的研究报告。
1月8日，CIEN记者在第一时间里独家专访该报告的撰写者——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杨帆教授，他研究汇率已有15年的历史。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根源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根源：是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价格双重运动。”杨帆教授接受CIEN记者采访时直接指出。
按其所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以工业化大国为基础，假定均匀统一完整的市场存在且发达，货币股票外汇商品期货市场互相连通，与国际市场连通，此时货币与汇率变动直接影响价格总水平和贸易条件。传统理论还假定所有产品都可进行国际贸易。实际存在大量不能参加国际交换的“非贸易品”，在发达国家可以被忽略，在发展中国家就不能不考虑。
一般性谈论相对购买力平价，没有区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许多人误用通货膨胀率，以为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就是相对购买力平价。通货膨胀率的依据是消费物价指数（CPI），以食品、住宅水电服务和各类消费品为主，大部分是不能直接出口的“非贸易品”。通货膨胀率再高，也不是可贸易品价格变动的反映，不对汇率产生直接贬值压力。
根据经济理论，可贸易品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主要根源。国际经济学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
而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
经过分析，杨帆教授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
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
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是如此。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中国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可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产生汇率升值压力。
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不象发达国家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可贸易品价格上升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
简而言之就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汇率变动的确与货币发行量和物价有关，但决定汇率变动的主要不是消费品价格，而是出口品价格，统计方面应参照工业品出厂价格或出口价格指数来表示，这是对相对购买力平价的修正。
既然，非贸易品相对于可贸易品价格提高较快,而物价上升是两者的结合，又以非贸易品为主，那么当出现总需求拉动的投资膨胀时，首先出现的是出口价格上升和汇率贬值压力，大约一年以后真正的“通货膨胀“到来，已经是非贸易品价格上升了。
人民币升值不会打击出口
按照这个报告所言人民应该升值，那么人民币升值是否造成我国产品出口的萎缩呢？杨帆的回答是升值不 打击出口, 不扩大贸易逆差，相反还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
其一，出口弹性小于一，决定出口数量与金额呈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同方向运动，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出口金额。
其二，中国外贸结构的特殊性即加工贸易的发展，使进口与出口之间呈同方向而不是反方向运动，因此汇率升值不会扩大贸易逆差。
其三，动态考察出口产品成本与汇率变动的关系，适当升值将引起出口成本与结构的相应变化，总体来说有利于出口和贸易收支。
可以说，所有出口产品成本都有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加工贸易属于外币标价的进口成本100%的特例（不计工资），而完全采购国内设备和原材料的一般贸易属于人民币标价100%的特例。实际上，一般贸易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我们把出口产品按照成本构成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口品超过50%的，包括全部加工贸易和一部分一般贸易；一类是低于50%的一般贸易。两类产品对于本币升值的反应不同。另一个因素是成本变化对于汇率变化的弹性.
当人民币升值时，进口中间产品的外币价格下降，使成本构成发生变化，降低成本的对外依存度，降低成本水平。企业进口原材料越多，这个效果越显著。假设一个汽车加工装配企业，进口全部零部件装配出口，成本为100亿美圆，在国内加工增殖20%，20亿美圆相当于200亿人民币（按照1：10汇率）出口成本中人民币与外汇的比例是200亿人民币：100亿美圆（1000亿人民币），1：5。总成本是1200亿人民币，或者是120亿美圆。
如人民币升值20%为1：8，进口成本100亿美圆，折算为800亿人民币，国内200亿人民币支出不变，成本中人民币与外汇的比例会变成200亿人民币：800亿人民币，现在的比例是1：4。总成本是1000亿人民币，按照人民币计算降低了20%，可以抵消出口价格的上升，因此企业可以不涨价，出口不会减少。注意，这种选择是以不扩大投资，没有技术进步为前提的。
但是，企业也可以选择扩大投资，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出口价格的办法。因为人民币升值20%，使得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的价格全部降低了20%。企业可以不再进口零部件，而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集中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把自己的组装企业变成加工企业，以获得更多的增殖收入。此时企业成本中间，外汇的比例还会降低，因为国内增值部分是人民币。但是总的进口可能增加，因为随着技术进步，生产规模往往扩大。
一般贸易有相反的变化趋势。假设出口成本中间进口品不到50%，那么人民币升值会鼓励企业直接扩大设备和原材料进口，代替国内采购以降低成本，必然提高成本中外汇的比例。总体来说，人民币升值会扩大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扩大贸易逆差，但长期来看只要进口的技术含量高于原来（一般来说新投资总是具备更高的技术含量），就会提高出口能力，这样的逆差是暂时的，并不可怕。
人民币升值使得成本中人民币比例自动提高，也会促进加工贸易向进口替代的加工工业升级，有一个含义就是国内工资会提高。但是工资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是凭空的，与扩大投资和进口相似，一定是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相适应的，技术工人的工资会有大幅度提高，企业会加强工人的技术培训等等。
其四、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
1978---1994年，中国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了550%，在80年代中期即出现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这种依靠贬值增加出口的战略必将恶化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指数越来越低，而进口价格指数越来越高，国民财富外流，国际经济学上称为“外贸贫困增长”。 1993年-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2％。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 ，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低于上年的98.8%。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与人民币汇率低估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关。
贸易条件的改善首先是出口产品价格在理论上随汇率升值成比例提高，比如3年之内人民币升值30%，出口价格即提高30%，说不会打击出口无人相信。
问题在于第一，由于J曲线效应，出口的下降将在1年以后；第二，加工贸易部分基本不受影响；第三，一般贸易出口产品成本中，进口部分也在60%以上；第四，工资不会随汇率升值有很大提高；第五，进口价格下降会促使其它更多地使用外国原材料和设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以上原因使企业能够消化大部分升值因素，出口价格并不会随名义汇率的升值而成比例提高，比如人民币升值30%，一般贸易品的出口价格可能只提高15%。
人们最担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提高，其实是有好处的。一条裤子在美国卖50美圆，现在提高到60美圆，没有理由认为美国消费者就会不卖裤子，或者转向墨西哥购买。即使如此，我国减少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而提高售价，也不会降低出口金额，同时可以减少国际贸易摩擦。
现实情况却是，中国的出口25年以来从95亿美圆增加到4000亿美圆，但贸易条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恶化，贸易结构有“一高一低”的特点。“一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高,占出口总值70%,其中纺织品与服装占出口23%。“一低”是指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低,占32%,低于主要发达国家47%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42%的水平。依靠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实现出口导向战略，在中国持续25年，已难以为继。国际对华反倾销直线上升，中国也应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而人民币升值是符合这一战略的。
其五，汇率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财政货币政策共同起作用的，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总需求扩张及其他原因，而非汇率升值。
其六，能源资源和技术大量进口时期货币升值有积极意义，可以缓解国内通货膨胀。
加息并不能缓解通货膨胀
人民币升值期，其实从1994年已经开始，但反对升值的声音一直非常强大。
1994----1997年为第一时期，因国内通货膨胀，外经贸专家纷纷出面，以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为依托，坚决主张人民币贬值。他们实际代表了计划经济利益集团的残余：国内出口集团的利益。此次干预政策失败以后，汇率决定权就从外贸口转移到人民银行，从出口利益转向国内外经济平衡的考虑。
1997---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剧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国内外舆论以“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反对中国政府的稳定汇率与香港政府的托市政策。中国政府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人民币不贬值与香港托市成功，中国发挥了稳定亚洲与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当时国内通货紧缩促进了出口，抵消了周边国家贬值的影响。
2001年以来升值呼声越来越高，产生严重升值预期，巨额国际投机资本聚集于香港，或曲折进入国内购买廉价人民币资产，等待人民币升值。境外声音主要是日本美国政府，国际部分金融机构及产业组织。美国在受挫之后，把要求人民币升值，变为要求汇率机制更具弹性，表面具有市场理念，实际仍旧是压迫人民币升值，因为低估不改变，扩大浮动只能使人民币马上升值到上限，不断扩大就不断升值。在升值20%以前，人民币是浮动不起来的。中国政府一再宣布人民币不升值以图打消升值预期，事实上，中国出口仅占世界百分之五，不可能产生那么大影响。
被誉为“欧元之父”、主张固定汇率的蒙代尔认为，中国出口的强大竞争力源自其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人民币汇率无关，允许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缓和世界贸易不平衡，只会让投资昂贵，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 人民币升值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可自由兑换、国际收支平衡、全球经济稳定。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银行不良贷款、国企改革没有解决，不可能放开汇率。蒙代尔认为升值对中国经济产生六大影响：打击出口，加大通货紧缩，减少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利润，增大就业压力，增加财政赤字和银行坏账，影响货币政策稳定。
中国银行界存在强硬的反对升值意见，根据是：由于银行呆帐等深层次原因，政府将被迫发行越来越多的基础货币以缓解各种问题，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目前虽有升值压力，也应坚持不升。政府两年以来使用一揽子措施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包括：出台QFII，研究QDII，支持企业国外投资，允许外资企业国内融资，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发人民币债券，允许跨国公司集中操作外汇资源， 提高个人出国换汇限额标准，放宽出境携带外汇限制，移民非居民国内资产可兑换汇出，放宽经常项目下企业开立外汇账户及管理，降低出口退税率等。
杨帆指出，上述宣言与政策没有能够扭转升值预期。2004年10月人民银行随美圆加息开始提高人民币利率，其政策含义仍旧是：在升值与升息之间首选升息。但社会上抛售美圆更强烈，现在把美圆换成人民币可获得较高利息。加息并不能缓解通货膨胀，反而打击房地产和股市，有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停滞膨胀。国内通货膨胀已从需求拉动转为成本推动，现在将人民币升值可降低进口品价格和国内物价。因此加息不能代替升值。
汇率问题实质是水平长期低估应该调整，而不是机制改革，扩大浮动是没有争议的，但也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浮动会成为单边浮动升值，并进一步加剧升值预期。因此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人民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论依据。特别是研究可贸易品和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深入发掘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
人民币升值的三种方案
当然，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还得权衡利弊。
“这就应该深入研究升值与不升值的利与弊，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产生升值压力。”杨帆在得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做了深入地研究，“升值预期诱导投机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购买廉价人民币资产。国家为维持汇率不变不得不收购外汇，形成特殊的资本循环与国内外经济不平衡。在中国大量进口能源资源与技术设备阶段，在目前中国面临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中，应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
他在报告中建议，人民币升值有三种办法：第一种，一次性超额升值后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以消除升值预期。第二种，改变人民币定值基础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把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并轨，靠近均衡汇率，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15%。第三种最为实际，继续与美元挂钩，先升值10%，再扩大浮动到3-5%，估计人民币会连续升值2—3年，大约20-30%，然后稳定下来。这种办法对企业和冲击小，风险是小幅度升值期间会强化升值预期，我们只能承担这一风险，并依靠外汇管制控制投机资本进入。
但“最大风险在升值预期而不在升值本身，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杨帆教授认为。
重化工业化时期大量进口资源技术，货币升值首先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缓解通 货膨胀，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不会打击出口，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提高人民币资产价值。如果升值，应采取系统对策，使中国经济接近稳定的国内外平衡。
3年左右的升值期可容忍年200---300亿美圆贸易顺差，400亿美圆经常项目逆差。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可能受到影响，但总体出口额不会下降，只是增长率会减慢。出口退税不能削弱，可在升值期加速技术升级。
进口增长率超过出口增长率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中国作为资源进口大国，货币升值可降低进口价格，国家应有能力集中进口石油、粮食、矿砂、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限制进口奢侈消费品，则人民币升值不会扩大反而缩小贸易逆差。
升值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值提高，拥有人民币资产的人因此受益，中国收入和资产占有程度非常不平均，升值会恶化收入分配，继续扩大财产占有的不平均。因此需要国家调节，征收财产税，遗产税和所得税。
目前国内经济面临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矛盾，争论极大，是升值好机会。货币对外币升值意味着国内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天然克星。特别是中国不得不大量进口国际资源能源，输入国际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可遏止物价上升，促进技术进步。2003年突然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给人民币以升值机遇，避免出现升值与通货紧缩恶性循环。
杨帆认为，借此机会实现新的国内外经济平衡，值得认真考虑。同时也是考验决策的魄力与政策配套的跟进效率。相反，害怕承担升值期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不变应万变”，消极等待国内通货膨胀，不能以升值克服通货膨胀；减少出口退税放慢技术进步速度而不是促进技术进步；长期低估人民币，会恶化贸易条件造成国民福利损失；把人民币资产廉价卖给国际资本；大量进口资源能源技术时期维持低汇率，损失巨大。我们应主动迎接和克服风险，这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如收入分配，控制奢侈品进口，控制泡沫经济，促进企业技术升级等。
杨帆担心的是，如果说还有什么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不要急于把人民币自由兑换。“三元定理”说货币自由兑换，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不能兼得。如把自由兑换作为前提，后两者就无法兼得。维持固定汇率并且不升值，国内货币政策就无法独立；放弃固定汇率任其浮动，必引起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和波动。现在的政策选择是：是在升值期不实行自由兑换，严格管制投机资本，还是不升值，利用升值预期实现完全自由兑换。
扩大汇率浮动范围是可以的，但必须明确，在汇率水平严重偏低时会出现单边升值，不断扩大浮动幅度成为升值的形式，加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起投机资本大举进入。此时放弃外汇管制，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不可能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只能放到最后，那就是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国内各项改革基本完成，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且稳定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清醒地看到，目前40多项资本管制措施，能放开的基本都在放开，不能放开的也难以马上放开，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数年之内不能实现，可以考虑实行浮动升值，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 责任编辑：雨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