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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出门打工的老乡病死了，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辗转千里返乡，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才得以终止。
事情发生后，外界有的说老汉愚昧，有的夸他忠厚侠义，有人被他感动而落泪，有人一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左家兵因何而死，李绍为为什么千里背尸？本报记者历时5天调查采访，力图还原事件的全过程，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
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惊悚的新闻，但或许更是一个充满着农民工辛酸血泪的故事，或许，它还是一次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心的追问。
被骗打工
2004年11月27日，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
上午10时，李绍为正在田里种油菜，村民李灵伟的老婆一路小跑来了，“快去我家接电话，找你的呀。”
电话是三塘镇封其平打来的，“老李，去不去福建打工？挖电缆沟，轻轻松松的，一天有六七十块钱，包吃住，还包车费呢。”
封其平是一个小包工头，经常组织周围的村民外出打工，李绍为一听当时就心动了，“这个工待遇很好啊。”“我去我去。”李绍为连声答应。11月份离过年还有3个月，正是出门打工的季节，尽管今年61岁了，但李绍为一餐能吃6两米，两肩能扛200斤，出门打工是常事。
放下电话，李绍为一溜烟跑到了左家兵家中，左是他的好朋友，因为目不识丁，左家兵出门打工总是算不清工钱，被人欺负，后来，他就只跟着能写能算的李绍为出门了。
左家兵的老婆陆淑梅一听，也乐坏了，“那我赶紧收拾行李，你回家等老左吧。”
10分钟后，两人就拎着一个旅行包、一个黄色编织袋上路了，包里装着换洗衣服，袋里是两床薄棉被，想到老板要包吃住、包车费，李绍为身上只带了50元，左家兵揣了20元。
从村里到镇上十多里路，搭乘摩托车要5元／人，两人都舍不得这钱，于是步行1个小时，再搭镇上1元／人的中巴车，赶到火车站。
在火车站大树下等了20多分钟，封其平和另一个包工头谭跃兵带着14个人过来了。“当时总觉得心里跳跳的，”李绍为后来告诉记者，“我从来没去过福建，太远了，又带着老左，这个责任大哦。”在李绍为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出省干活。
火车票买回来了，从衡阳到广州的硬座，44元一张，到广州之后，转乘汽车至福建漳州，再转车到龙岩市。在衡阳火车站候车时，他们碰到了几个去广州的打工仔，听说李绍为他们去福建挖电缆沟，那几人摇头，“我们干过的，那个活不好，还拿不到钱。”这话在人群中引起骚动，李绍为准备打退堂鼓，封其平急了，“饭都吃了，票都买了，怎么又不想去？莫听他们的杂言杂语，没有六七十块，我也保证一天有四五十块钱。”封其平还把那几个“散布谣言”的打工仔凶了一顿。
李绍为后来一直后悔，当时如果坚决一点，甚至咬咬牙把车费赔给包工头，就没有了后来的这场祸事，但当时想想，这么多人一起去，又是同乡，应该不至于上当受骗。
但一到达工地李绍为就开始后悔了：“第一锄头挖下去，哇，都是石头，根本挖不动，我就知道上当了。”工程的要求这时候也变了，“来之前说3元／米，深度不管，现在要求泥地挖80公分深，石头挖50公分深。”
上工的第一天，每人分10米开挖，结果十多个小时下来，十多人的手，全都起泡了，手背也肿了，而最多的也只挖了8米。
“这个活没法干了，”当天晚上，10位民工一起商量，决定派老郑去和包工头谈判，“要么涨工资，要么我们都回家算了。”
协商的结果，包工头只愿将价格涨到3.5元／米，“愿干就干，不干就走人。”
这时候，另一批19人的民工队伍也到达工地，施工队伍达到30多人，但从当天起，陆续有人离开，过了几天，就只剩下了十多人。
李绍为也想回家，“活这么累，钱又少，宁愿自己掏钱也要回去啊。”可李绍为没钱，他和左家兵一共才70元钱，除去路上的花费和买洗漱用品等开支，现在只剩40多元。
大约7天后，工地上已经只留下9人，都是身上没有路费的，当天晚上，大伙聚在房里，闷闷不乐，李绍为越想越伤心，嚎啕大哭了一场。
祸起元旦
就在李绍为大哭的那天晚上，封其平、谭跃兵和刘国兵这三个包工头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事后来看，这场争执决定了李绍为他们后来的命运。从工友们获知的情况来看，当天晚上，封其平与谭跃兵租来了两辆车，准备将剩下的人带回湖南，但这一动议遭到了刘国兵的强烈反对。
事实上，他们三人都只是小包工头，在他们之上是一个名叫江宣伟的大包工头，如果小包工头不能组织人马，完成自己领下的工程任务，则大包工头不会支付一分钱的工程费。
刘国兵不想亏本，他组织19个人来，现已全部走掉，车费和一路的食宿花掉了几千元，把剩下的人抓牢，然后把工程做完，是他“扭亏为盈”的惟一办法。
三个小包工头是如何谈判，又是如何达成协议的，外人不得而知。但封其平与谭跃兵当晚悄然离去，他们带来的人，被转手给了刘国兵，次日早上，刘国兵即宣布由他总负责，李绍为等9人跟着他干工程。
工程队被刘国兵带到了盘山公路的另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骨头”工程，上一个施工队挖到一半，实在挖不下去，不干了，现在刘国兵接手。住宿地也转移到山上的一座废弃土屋里，记者1月9日前往调查时看到，这栋两层的土砖屋，墙体到处是手指粗的裂缝，木板楼梯一踩上去，感觉整个楼板都在摇晃。整个房子都有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民工们住在二楼的三间房里，只有两张用板凳搭成的床，大部分工人都席地而睡，窗户用编织袋和废纸箱钉住挡风，地上到处是抽到只剩烟蒂的烟屁股，还有四五个3元一瓶的“灵芝养生酒”的空酒瓶。反倒是破木箱上的两副扑克牌，码得整整齐齐。
李绍为他们每天可以领到10元钱的生活费，早上8时开工，傍晚6时收工，一共10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工程进展缓慢，日子却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到了元旦，12月31日那天，工程队改善生活，特意买了鱼，打了五斤散装的白酒，给民工们过节。左家兵平时沉默寡言，惟独喜好这杯中之物，当天自是开怀畅饮。“我估计他喝了三两左右。”李绍为后来回忆。次日元旦，山沟里寒冷刺骨，早上开饭时，左家兵拎过昨晚的残酒，又喝了二三两。
8时20分，大包工头江宣伟开着吉普车来了，一见民工们都窝在屋里烤火，矮胖矮胖的江宣伟顿时叉手在外面骂起来，“过节就不干活了？要烤火，回家烤去！”
民工们都被江宣伟带上吉普车，然后开车前往工地，下车时，大伙突然发现左家兵不对劲：左脚不能动，右腿直抖，话都讲不出了，江宣伟一见也慌了，连忙掏出手机打120。
不到30分钟，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医生当即给病人插了氧气，随即送往龙岩市第一医院。医院接诊的是神经外科主任陈元庆，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送来时已经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初步诊断是脑溢血。”左家兵有多年的高血压史，但一直没钱好好治疗。
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许，随救护车同来的刘国兵到医院交了100元钱，过来招呼李绍为赶紧走，“还要去买菜，这里不用管了，有护士呢。”
吃完中午饭，派去照料左家兵的何老头回来了，带来了医生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刘国兵随即召集工程队开会，并提出派4个人到医院去，如果死了，也得把尸体运回湖南。“我出钱，你出力，”他指着李绍为说，“人是你带来的，又是你的表亲，你负责背尸体。”
下午到达医院，已是6时了，主治医师祁小龙告诉刘国兵等人，脑疝已经形成，手术的意义不大，维持治疗也需要交钱，并催促他们尽快办理入院手续。
刘国兵等人提出放弃治疗，此时，李绍为还特意察看了左家兵的状况，他注意到“输液管的水都流不动了”。祁小龙这时觉得挺为难，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放弃治疗出院必须亲属签字，李绍为只是他的表兄，有没有签字的权利呢？”
经过请示，祁小龙给左家兵办理了出院手续，出具了出院小结和疾病证明，此时左家兵的治疗费一共1585元，须交钱后，才能出院。祁小龙当时估计，拔去了氧气管，停止治疗后，左家兵两三个小时内就将死亡。
不过他没预料到的是几分钟后返回2号病房时，却大吃一惊———左家兵不见了。
千里背尸
从医院逃跑是早有预谋的。
事先，刘国兵已经对地形进行了侦察，并作了分工：他负责在前面引路，谢田拿行李，何三毛则协助李绍为背左家兵。他们避开电梯，从4楼住院部一路走楼梯，然后绕到后门，出住院部铁门，上一个30度的斜坡，穿入医院家属区，再出一个铁门，就算是“安全”了。
李绍为刚背上左家兵时，还能感觉得身体有体温，没有发硬。一路小跑出来，行程约700多米，累得李绍为大汗淋漓。刘国兵叫来的三轮摩托已经等在路边，几人直奔火车站，买好票后，仍然不敢上车，一直等到检票进站时，才用被子裹着左家兵，还撒了些白酒，伪装成醉汉登车。
幸好车上人很少，李绍为将左家兵平放在座位上，用被子裹紧，伸手一摸，身体已经渐渐冷了。“昨天还是活生生的，怎么今天就死了？”李绍为这时既担心尸体被发现，又伤心好朋友突然病死，还想着回去如何向左家交代，一时百感交集，怔怔地坐在尸体旁，一边抹眼泪，一边想心事，通宵未眠。
次日上午7时，李绍为等人抵达广州火车东站，将尸体用被子盖着背出站台，搭乘272路公共汽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在公共汽车上，几个老乡坐在一起，依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9时许，一行人到达广州火车站，运尸队伍开始遇到“麻烦”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5张火车票。
李绍为等人发现火车站东侧有条通道可以上站台，而且不用检票，于是拖着行李背着尸体，准备从那里进站，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折腾到下午3时左右，李绍为等人发现，继续搭乘火车是不可行的了，只好另想办法，准备将左家兵的尸体用木箱装好，搭乘汽车回湖南。
刘国兵出外寻找装尸体的木箱；而李绍为和另外一人，则买来几个编织袋，准备在路边包扎左的尸体。两人正在忙乎的时候，巡警刚好经过，发现两人举动异常，立刻上前盘问。
“这是什么来的？”“是个人。”李绍为一见是警察，也慌了。“那是活人还是死人？”“是死人，脑溢血死的……”
背尸行动就此败露，这位巡警当即通知120，急救医生赶到后向警方证实，左家兵已经身亡。
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封锁了现场，广场上此时人山人海，上千人在此围观，李绍为站在尸体旁，手足无措，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我当时想“完了完了，事情闹大了”。
警察随后将4人带到派出所询问，得知事情原委，并通过电话与龙岩市第一医院核实后，一位警官又气又恼地骂李绍为：“你真是干蠢事啊。”
讨“说法”
1月2日晚上，李绍为等四人“千里背尸”取道广州被发现后，左家兵出事的消息才传到老家湖南，左家兵的妻子陆淑梅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福建。以前陆淑梅一直以为他在衡阳。
左家兵出事前一周，陆淑梅曾给在深圳打工的大儿子左云福打了个电话，说最近心里很乱。左云福回忆说，“给我妈报了平安之后，我妈问我爸到底在哪里打工，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了。当时我和弟弟云寿也不知道。”
得知消息的当晚，左家人分两路赶赴广州：左家兵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儿子迅速从深圳出发；而在老家，左家兵的妻子陆淑梅、堂兄左雅和亲侄子左小元从湖南衡阳上了南下的火车。
当天晚上，一番忙乱而痛苦的寻找之后，晚上10时前后，左云福终于在广州火车站站前找到了正来回张望等着他的李绍为。李绍为支支吾吾地告诉了事情的经过。
第二天早晨，左云福在火车站接到了前来奔丧的母亲。隔着广州市殡仪馆的玻璃棺材，陆淑梅见了丈夫最后一面。
但左家兵到底是怎么死的？施工单位要不要负责？为了弄清楚这些事情，左云福、左小元决定在李绍为的陪同下，去讨个“说法”。他们立刻赶到福建龙岩，马不停蹄地奔波了三天。他们的堂兄弟左小仲也专程从厦门赶来加入。
1月4日到福建龙岩之后，他们找到了正在开车检查工程的大包工头江宣伟。江宣伟下车后，没等左云福把话说完，就径自上了车。“跟我没关系。我把工程承包给刘国兵了，有合同的，左家兵的事情找他。”江宣伟边说边开车，左云福使出浑身力气拉住车门，却挡不住他扬长而去。
继而，左云福打刘国兵的电话，刘的回答很直接：“老乡啊，我没有钱啊！”他说，广州的派出所已经查明白，左家兵系病死，没有他的责任。
江宣伟不肯透露施工单位。而在李绍为原来干活的工地上，7个正在干活的老头用湖南衡阳的家乡话跟左云福介绍了他父亲发病送医院的情形。谈话间，其中的两个老人正轮番抡镐头刨一块大石头，火星四溅。奇怪的是，所问的施工人员都不知道此段工程具体的施工单位。他们只知道是通讯工程，他们认识的，惟有大包工头和小包工头。
这些老人说他们也想离开这个工地，但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车票钱回家，另一方面，到现在为止，工地上先后只发给他们每人95元工资，要等到发工资，他们才肯回去，也才有钱离开。
去医院得到的解释很充分。从11时开始到晚上8时10分，左家兵的病历上一片空白，左云福最关心的就是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在福建省龙岩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告诉他，发病那天上午11时整，左家兵已是大量脑出血，手术风险大，死亡率高，是否手术由家属决定。“大量脑溢血，没有家属的同意，我们不敢动手术。希望很小。”
“但毕竟有希望啊！”左云福反复对记者强调。
“我当时就在厦门，如果能通知到我，我马上可以带钱赶到医院去救我叔叔。”左小仲面对病历上9小时的空白，在记者面前陷入了沉默。
三天的时间，左云福、左小元和左小仲跑遍了工地、公安局和劳动局的仲裁部门，却徒劳无功。公安局说，尸体现在广州，应由广州公安局来查，而赔偿请求更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列，需要由其他部门来处理。龙岩市劳动局的劳动仲裁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左家兵现在已经死亡，不属于一般的劳动纠纷，而是民事纠纷，如果劳动合同中没有相关规定，他们不予受理。他们还叮嘱，民事纠纷应该到法院民事庭去立案。但左云福知道打官司的难度，何况，他们还要赶在7天之内回乡办丧事，这条路他们自动放弃了。
最后拿到的一点钱是“发狠”解决的。在包裹着1140.5元左家兵工资的一张信纸上，写着“衡南县三塘镇三福村”，左云福推测刘国兵就是这个地方人。左云福打通了刘国兵的电话：“我知道你就是三塘人，你跑不了，我找你们家去算账！”可能是这一点奏效了，他终于答应“借钱”付2000元安葬费。
左小仲透露，在来福建之前，左家很多人一起商量，如果左家兵是工程事故，会索赔10万；如果是包工头没良心，把人扔在医院不管，则要求索赔5万。但在福建龙岩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左家根本没有一个跟包工头面谈的机会，也没弄清楚具体的施工方。因而左云福也在与亲戚沟通、调整索赔金额。他们在公安局、医院、工地上来回奔波，索赔金额的底线也从10万，到5万，再到2万。
最后，1月6日晚上10时，左云福只是拿着江宣伟代刘国兵转交的2000元安葬费用，离开福建赶赴广州。
李绍为的改变
李绍为这几天生病了，有点咳，还有点感冒。这是他两年多来第一次生病，“这些天发生了好多事哦，我的头好痛的。”他一边说，一边揪了揪自己干枯的头发。
当左家的亲属责怪他骂他的时候，他的眼泪直打转，当时刚从派出所出来，刘国兵借口买点东西，一去不复返，何三毛和谢田直接买票就走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火车站广场等着。“不过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他告诉本报记者，“我把他带出来的，当然要把他带回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背着尸体辗转近千里的过程中，李绍为没有感到一点害怕，“他是我的好朋友，是很熟悉的，我又没害他，做鬼了他也不会害我的。”
刘国兵等3人都不敢背尸体，100多斤的李绍为，背着120多斤的左家兵，一路上累得够呛，汗水湿透了毛衣。李绍为仍然不知道背尸返乡到底哪里不对，他现在反省自己的是，“以后只管自己就是了，再有钱再好的工，我都再不叫人家，这是历史的教训，要永远地记住。”
他想了想又说，“还是悲剧的教训，眼泪的教训。”
跟踪采访他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肖海坤当时还挺奇怪，“哟，李伯你讲的话很有水平啊。”李绍为马上纠正他，“这是毛主席说的。”
他这些天变得沉默寡言，而在以前，李绍为在工友中人称“老顽童”，以讲笑话闻名，说是有一次工人们笑声震下了挂在屋梁上的汽灯。“起码这一年多，我心里不会快活的，”李绍为告诉记者，“这一年我都不会讲笑话。”
深圳市民阿潘看到千里背尸的报道后，眼泪一下就止不住地流，他后来特意找到报社，请李绍为到他的农场去打工，月薪500元。1月9日，李绍为来到新单位上班，然后就跟阿潘讨价还价，要求把工资涨到600元，这弄得阿潘有点尴尬，“我其实并不要他干什么活，在这养老就行了。”
阿潘后来转念一想，“他肯定又把我当包工头了。”不禁笑了起来。
这些天，李老汉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打手机，第一次坐卧铺，第一次学会用淋浴喷头，第一次面对摄像机……他在记者上网发稿时，反复问：“怎么没看见宽的带子？”
1月9日，率先报道李绍为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肖海坤和吴峻松特意来农场看他，李老汉正在山坡上锄草，看到他们两人，李绍为特别高兴，搂住他们俩的肩膀说，“我以前觉得老乡不会骗老乡，这次才觉得外面也是好人多的，我下辈子也要认识你们。”
李老汉满布皱纹的脸，笑得像一朵菊花，这是记者跟踪采访5天来，看到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惟一的遗像
就在此前一天，1月8日，左家兵穿着108元的寿衣，在广州殡仪馆火化。两个半小时之后，他的骨灰被装进了殡仪馆460元的骨灰盒里。他儿子没有表情，默默看着工作人员将他父亲的骨灰盒封牢，用红布包好。
“左家兵的寿衣和骨灰盒都是馆里的便宜货。”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
火化前，左云福突然想到了遗像问题。父亲左家兵生前没有留下一幅照片，身份证也在去年丢了。左云福去年农历四月初七从深圳回老家，本想照一张全家福，但因为父亲在附近打工而错过了。
“去殡仪馆照一个数码的照片，电脑上处理一下，把眼睛弄开，把嘴唇什么的弄一下就可以了，不就是成了活人了。”左小元建议道。左云福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在1月8日中午12时，左家兵被推进火化炉之前的两分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破例翻开一小块白色的裹尸布，露出左家兵的脸。左云福所托之人迅速打开数码相机，在离左家兵面孔一米远的地方，连续拍了五张左家兵经过化妆的正面肖像照。
跑了几家照相馆，在一家相片冲印部，女店主马丽君决定免费帮忙制作遗像，照片一直忙到晚上6时才冲洗出来。而左家兵这张12英寸黑白照片上，眼睛是他活着的儿子左云福的，由数码相机拍下来，合成到了左家兵的脸上。
左云福在街上又花了40元，买了一个黑色相框，连同父亲的遗像，一起装进自己的绿色手提包里。
这是左家军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一张“照片”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