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来，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学术大讨论轰轰烈烈。对其过程进行梳理和回放，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炮轰业界

　　2004年8月1日：东方早报率先以整版篇幅刊发郎咸平文章《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抨击海尔集团秘密MBO，侵吞国资。

　　8月9日，朗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点名痛斥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同时，他对TCL集团的财务数据提出了诸多质疑。《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次日对其演讲刊发报道后，立即为新浪等网站转载。

　　业界反应：

　　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起诉状

　　8月13日，郎咸平接到由顾雏军委托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律师函，指出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刊出的郎咸平演讲摘要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毁谤。而且有些评论攻击了顾雏军个人的品格、名誉和性格。顾雏军通过律师函向他提出，第一，郎咸平需要详细书面汇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自己的演讲。第二，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演讲内容，那么郎咸平需要：要求《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有关网站拿掉该文，并发表更正以及道歉，还要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第三，给顾雏军一份他的演讲稿件。事件开始变得轰动起来。

　　李东生：郎咸平是谁？

　　李东生8月26日在香港主持TCL国际（1070）中期业绩发布会，有记者就“郎咸平质疑”询问李东生有何响应，李东生神情淡然：“郎咸平是谁？”

　　有记者再问李东生，TCL集团整体上市令他身价暴涨，引来包括郎咸平在内的众多议论，李东生仍是淡淡地说：“我只能以平常心对待。”

　　20日，郎咸平与TCL集团董秘陈华明坐在一起，做了面对面的交流。TCL集团董事会秘书陈华明表示，郎咸平关于TCL的财务分析是建立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他采用的财务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该公司自动列表的41家电子类公司所从事的细分行业各不相同，产品五花八门。这些公司之间的财务数据不能简单比较。TCL就此数据查询了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现该公司模拟比较数据没有意义，因而已终止比较。

　　张瑞敏：做好自己事

　　8月21日，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现身哈佛亚洲商业年会，会后在记者紧追不舍地发问下，张首次就“炮轰事件”发表观点。“这(郎咸平的质疑)没关系的，对海尔的发展、策略根本没有关系。”张瑞敏表示，外面的质疑太多了，专家学者教授们各有各的观点，难以做到一一回应。

　　至于郎咸平提出的关于海尔正在进行的“曲线MBO”，可能发生国有资产流失等疑问，张瑞敏说：“国有资产问题，有国资委管着呢，我们只管做事—————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根据海尔的解释，海尔现已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存在曲线MBO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第二阶段：“集体失语”与随后的回应

　　8月28日，北京“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开幕，主流经济学家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

　　我觉得我与他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

　　许多人都以为郎教授只是抨击国资流失、反对国企改革中对国资的侵吞，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在于他要停止国企产权改革。郎教授很明确地说，他信奉国有体制、反对国企产权改革、提倡大政府主义。而我也明确地说，国企产权改革的确存在国资贱卖等问题，但国资贱卖等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和正在逐步被克服，因此产权改革方向是不能改变的。

　　认真看一看他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效率很高等方面的观点，就发现其逻辑是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逻辑的，数据是零碎的。而且，郎教授的这些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

　　郎先生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领导MBO的总结论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管郎先生对那3个具体公司的陈述是否有误、有多少错误，郎先生说国企产权改革是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这是至理名言。

　　面对顾雏军对郎咸平的起诉和威胁，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保卫我们的财产。我对上市公司研究极少，而郎先生是真正的金融专家，并且是有良知的金融专家，我信赖郎先生的所有分析。但是我已经知道许多不上市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情况，这种改制中的问题比郎先生所说的上市公司的情况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有些人说郎先生“不知道那3个公司的实情”，甚至说郎先生“不老实作学问”。我没有看到这样说的人作出过什么真正的学问。我以一个真正经济学家的名义声明：这些说法是对郎先生的人身侮辱，必须反击！这样说的人，他作的所谓“学问”都是骗人的伪科学，根本经不住我的推敲。说这种话的人，自己才不老实作学问，热衷于巴结领导，要官，向上爬；热衷于向那些暴富的大款靠拢，帮助各种各样贪心的企业领导甚至金融骗子掠夺人民财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帆：

　　假设私有企业效率比国有高，有什么说服力的著作，一定是私有效率高于国企吗？在不同产业不同时期不一样。开小饭馆肯定是私有企业效率高。但是做原子弹战略产业，航天火箭谁高？航天、航空、核、电子，高科技，私有企业效率高但是它干不了。你说民营企业高于国有，只要效率和利润，战略产业不能要那是肯定的。

　　MBO应暂停，因为争论和风险太大。MBO式地分配国有资产，会演变成按照权力的系统性瓜分，而且不止于国有资产，会扩大到私有财产。所以不能开这个口子。

　　国有企业究竟能不能搞好？一部分人确实有才能，提高奖金就可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是教唆，说国有要变成你的，你要先把它搞垮了。好的时候太贵，你买不起，人家也不会卖给你，说得赤裸裸。

　　许多部门不能直接参加分配，就会使用权力去获取财富，包括私人的财产，腐败会进一步升级。私人财产也不可能保障。

　　公共财产、公共利益、公共安全，涉及全国人民利益和稳定，不是为了效率说分就分。即使有些企业该分，也不能吐这个口，要看连锁反应，如果中国乱那可不得了，情况就大大不如俄罗斯了。

　　第三阶段：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郎顾公案”变成了学术大讨论。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杨帆、张文魁、韩德强、赵晓、杨斌、郎咸平等近70位学者参与了这一场争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

　　辩论要有思想价值，重点不是找对手的错，而是阐述自己的对。挑毛病容易，问题是挑出人家的毛病并不一定就增加自己的知识。辩论的好处是可以逼得大家把话讲得更清楚。不过，误入歧途的辩论从来也不少，主要是重点放错了地方。挑人家的错挑上了瘾，一路跟下去，最后发现除了再也不能冷静看世界，什么也学不到。

　　国企改革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有大量的国家垄断性资源，最重要的是这些企业过去历史上有大量的国家财政性的投资；第二类是过去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当中形成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劳动手工业者的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形成大量的中小国企；第三类是处于竞争市场中的优秀企业。这些企业由于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员工，或者市场机会，或者一些地方性的支持，就成为今天有竞争力的公司。正是基于这种分类，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复杂，所以要分开处理。比如此次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公正”，这里面包括了一部分是了断债务的公正，一部分是垄断的利润不能够被任何对它没有贡献的人拿走的公正，还有一类是在对市场竞争当中创造财富的人要有恰当承认的公正，应当分开处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实际上，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交易肯定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了。

　　我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我几年前说过，经理人好比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我首先要问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让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没有好的老板不会有优秀的员工，没有好的主人也不会有好的保姆。如果说中国企业家缺乏信托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所有者来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尽管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的流失情况，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所谓的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观点，只会让国有资产流失得越来越严重。本来一些值钱的企业可以卖，但是不敢卖，结果变得不值钱了———这是改革的目的吗？

　　是自己生一个孩子，还是收养一个孩子？我的建议是，从个人角度，应该自己生一个，长大了不会发生感情纠葛问题，但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收养一个孤儿可以为社会减轻一些困难。同样，如果以个人利益来说，我劝民营企业家还是离国有企业越远越好，否则最后你可能被说成侵吞国有资产。但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是应该救救国有企业。在这个中间要寻求一个平衡。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类似于糖衣炮弹，看起来好，诱惑很大，但是吃进去之后可能会爆炸。这几年来我一直强调这样的观点，民营企业家收购国有企业一定要慎重又慎重。

　　我们知道要使一个社会所有的人变得一样贫困很容易，我们过去好几十年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要使所有的人都变得一样富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使社会每个人过得越来越好，而一定要容忍中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人比另一些人过得更好。

　　我认为所有的事都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第一个角度，这个事对社会有没有价值，第二个角度，这件事对你个人有没有利益。

　　这样就有四种组合，一种是你干的事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价值。第一种是圣人贤能，第二种是君子，第三种是坏人、小人，第四类是傻子。我们的企业家做的主要是第二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企业家不能干第三类事，可以适当做第一类事，但是也不能做太多，如果做得太多，你对社会的贡献是会下降的。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利益，其实不仅仅是物质利益，而且还包括你的名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名的重视会越来越高；对名声的重视，就可以使人做出比较规范的事，这是社会很重要的约束。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学者的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包括你独立于社会大众或者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利益的，邓小平主导的改革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但是邓小平是对的。现在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说网民的支持率高就是对的，这其实是不对的。其实现在在这个社会最难的不是骂企业家或者政府，最难的是不敢对舆论对大众保持独立性，后者这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独立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按西方的理论，国有企业的问题就在于国有。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国有企业都有政策性负担。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所在行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我称之为战略性负担；第二，过去一个工作岗位派几个人去，冗员、养老保险等，这方面我称之为社会性负担。

　　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首先在于政策性负担。如果没有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不一定就经营不好。郎咸平的看法和我比较一致。他认为，国有不一定就经营不好。我认为，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不一定经营不好。比如，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国有的，它几年前收购了日本的日产公司，日产是一个完全私营的公司。为什么一个国有企业会收购私营企业？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汽车产业是其比较优势，而雷诺又没有什么政策性负担，没有养工人的负担。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一个企业赚不赚钱，取决于其管理好坏，责任很清楚。经营好你就是经理，该奖励就奖励，该升迁就升迁；要是经营差，根本就没有理由推脱责任。

　　附：十学者上海声援郎咸平

　　十位学者在上海媒体发表集体声明，“对郎咸平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

　　声明称：“当前正在推行的以‘三套马车’来贯彻所谓的‘国退民进’的方针，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所谓‘三套马车’是：第一，让国有企业管理层自己收购国有企业，即所谓MBOManagementbuyout；第二，让私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第三，让外国资本收购国有企业。”“与时俱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有本质的区别。把国有制和公有制贬为纯粹是可用可不用或根本无用的经济手段，主张国有制不能与股份制相融合而必须放弃所有股份制企业的国家控股权等，都是不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本质的悲观思维。”“几乎所有发展正常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国家、新加坡等，60％80％的经营性资产是控制在本国国民的手中。”并再次重申十六大精神———“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对当前国有经济要做的最主要事情是什么，声明指出：“完善政资合理分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完全从市场招聘的经营者机制，以个人财产抵押为基础的经营者年薪制，规范的委托代理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严格的奖惩规定等，使现有的国有经济获得巩固和发展。”程恩富说，应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如国企经营不善，包括国资管理委员会在内的领导机构都应该辞职。

　　“挺郎派”10学者名单

　　程恩富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丁冰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左大培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白暴力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导

　　王空 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秘书长、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志伟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吴栋 中国工业发展与促进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博导

　　孟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

　　顾钰民 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周肇光 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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