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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不论是被动适应者，还是主动谋求者，“改革”一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犹如扎在身体上的第Ｎ根针灸，不再敏感了。而此时此刻，将2005年定义为“改革年”，预示着中国又处在了改革的另一个关口。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审视已经逐渐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格局下，“胡温新政”步入攻坚阶段。
虽然把2005年冠以“改革年”之名，但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运动式的改革会席卷而来。恰恰相反，“不温不火”、“瞻前顾后”、“循序渐进”将是现实的选择，理由有三：
一是改革越深入，问题越复杂。如今“改革”一词的含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重点转向已具有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领域，改革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就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之后，就不得不经历“边际收益递减”的痛苦历程。而追根溯源，“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所有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问题，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
在只注重经济效率提升的改革阶段中，目标相对单一，甚至可以忽略一些层面来保障发展提速。而如今，我们敢忽略什么呢？民生不敢忽略、经济不敢忽略、来之不易的国际地位更不敢忽略……考虑的问题越多，就会有越多的矛盾交叉啮合。政府执政能力亟待提高；金融体制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财政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收入分配体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社会信用严重缺失；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三农问题等等，都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所面临的最主要体制性障碍。
二是失衡的领域还未修复，又要打破现存的不合理的平衡。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受益者拥之，受损者拒之。这一次更深入的改革势必要遭到某些利益受损者的反对，特别是改革将触及到的部门利益和阶层利益。由于这些利益群体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中梗阻现象不可避免。而亟待保护的弱势群体，目前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其状况。因此，改革要在失衡中寻找平衡，急不得快不得。
三是不能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解释失误。应该说，新一轮改革是在既享受以往的改革成果又承担以往的改革教训的背景下开始的。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但并不表示承受改革中出现失误的能力越来越强，而是恰恰相反。
反思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会发现结果不公正之处，均起源于起点的不公正与过程的不公正。造成一部分人享受改革成果，另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而现阶段，“代价论”不能再提，改革要付出的成本已经不能摊到某个阶层头上，而是要创造尽可能公正、合理、完善的制度，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
科学发展观，正是中国改革的希望所在。其中，民主与法治精神应该是最重要的新元素，也是对“改革年”的期待。
中国目前需要用一种“有序”的民主来推进改革，这也是国情所决定的。公民有权了解和参与改革，改革方案需要广泛调查研究以及科学论证。改革的设计者应当地位超脱，独立于各种利益之上。与此同时，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来提供支持和保障——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保障改革过程的理性，保障改革的有效推进和改革的最后成果。改革方案一旦为立法所肯定，任何人都受其约束，违法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见，法治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也可以防止改革成果的流失。
因此，一旦民主与法治精神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改革中去，也就意味着包括改革者本身的各个阶层都进入了同一个轨道，由下及上的改革动力也将更多地与由上及下的改革动力形成合力。
2005年将是又一个起点，当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推倒了旧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所启动的改革事业必将按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逻辑持续下去，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不可逆转。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