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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8日，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 世界·中国2005-预测与战略”在京隆重召开。年会邀请全球财经名人及政界要员共同对2005年国际政治、经济、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与展望，并聚焦金融与资本市场、能源与资源、通讯与信息产业及消费市场的全球战略。搜狐财经对此次年会进行了全程直播。
主持人： 感谢发言人的精彩演讲，下面马上进入下一节的讨论，是中国宏观经济及政策展望。
主持人吴敬琏： 先请两位官员，当然我们这里的讨论都是以个人身份，并不代表哪一个机构。官员实际情况了解更多一些，所以先请谢平，现在的身份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平：第一次对商业银行业做预测，对宏观经济预测我也好多年没有做预测了，做研究的时候有那么几点结论，在会议上稍微讲一下。第一，我觉得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预测，你们不要光听官员的，根据过去几年王波明那边做的分析表明，比官方做的好。中国大概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有50多个单位，我们每个季度都进行评比和排名。最好的经济学家还是在私人经济部门，因为私人经济部门出的工资高。好的经济学家在私营经济部门，然后是高等院校，最后才是政府部门。所以你听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好象听政府讲的很好，但实际上他们讲的是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判断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判断谁做的好，发现还是私人部门做的好。而且宏观经济是竞争性的行业，大家都竞争非常的激烈，如果你们有信心也可以投资做宏观经济分析，在中国目前很奇怪，在中国做宏观经济分析变成很赚钱的行业了。
第二，我专门说一下商业银行。因为我现在是汇金公司，最近一段时间主要分析中国商业银行发展上面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有几点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去年2004年中国商业银行的收成特别好，无论是利润大幅度增加，个人工资也增加，不良贷款大幅度下降，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去年整个商业银行界都特别好。而且比其他的行业，比前几年都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认为时来运转，商业银行经过若干年低潮的发展，前年和去年是发展的比较好的。而且我们分析在未来的几年包括今年，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宏观经济还是比较好的，这是主要的因素。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靠贷款增长的经济，而且现在大部分企业有盈利的企业靠贷款能够还款，这是一个主要。第二应该承认这几年商业银行的管理是有改进的，尽管大家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实事求是的分析，跟以前比较，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好、商业银行也好，在风险管理方面比前几年好很多。而且长期管理好的做法现在慢慢见效了。
第三，整个银行业，因为我们国家银行业网络规模特别明显，规模经济也非常的明显，整个银行业手续费增长的非常快。这几年银行代理收费、基金很多中介义务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中间费的收入每家行从报道的情况都可以看到，中间费收入是大幅度增加。
第四，利差，中国利差还算比较大的。
第五，过去多年的IT投入非常大，最近收获了。这些IT收入，现在老百姓身上都有好几张卡，而卡上的钱付的利息很低，甚至有的时候比活期还低。
第六，整个信贷环境比原来有好转了，尤其明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很多法律的解释，对讨债者的处罚、抵押物的处理，这些都是多年以来在法律上很难解决的问题，在近几年也就是2004年高法做的解释，也就是保护债权人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我觉得中国的商业银行业在今年还会发展的比较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吴敬琏： 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剑阁主任。
李剑阁： 我在讲之前，首先对谢平说的经济预测方面讲两句，去年经济预测王波明请我去颁奖，说甲得奖了，后来是乙得奖了，在互相商量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我们经济预测实际上不是在预测经济，而是预测统计局将会以什么百分比公布增长速度。后来我当时做了一记煞风景的话，我说预测经济已经堕落成买彩票一样了，猜多少号能中奖，所以我并不认为谢平说的是对的。
下面我进入正题： 一、农业。农业是去年的一个亮点，官方说昨天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人努力、天帮忙，总产量达到930亿斤，但按照各省报道的数据，有的人做了一个加重达到1000亿斤。我认为去年农业增长的势头在2005年很难保持，尤其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农民收入增长靠政府的补贴是不可持续的，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农民从生产率比较低的部分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部分转移，也就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
二、投资。由于中国老百姓储蓄率特别高，从客观上讲导致中国投资率比较高，达到我们外汇储备达到6000亿，因此不仅国内投资比较热，现在走出去互生也非常高，我个人认为如果在国内投资效率那么低的情况下，冒然去海外投资我个人认为是冒险的。我们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们在海外的产权？前不久中航油发生的问题，当时采访老板说，他说如果政府再给我钱，我两周就可以转好了。我不知道他是自我辩护还是真正的不懂？如果是自我辩护我可以理解，如果是真正的不懂，像他这样的人去国际上炒期货，可能他在国内期货市场是三流的，他以为还可以顶两个礼拜，如果继续顶两个礼拜，价格还是要往上走，这是我想讲第二个问题，要走出去特别是国内钱多得很的时候，发热的心态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三、资本市场。刚才高西庆进来避免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很敏感。但我观察发现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敏感，包括我们台上这几个人，曾经有人指责我们唱衰了资本市场，也有人想唱好资本市场，但资本市场也没有往上走，因此看来跟资本市场没有关系。现在很多人包括在座的人把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归结到股权分治，我认为不准确，制度问题很多，但是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股权分治，是回避了矛盾。
四、收入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现在大家比较多，包括很多经济学家过分的渲染了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政策重点放在打击非法收入和关注少数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上面。如果是合法经营或者勤劳致富的收入，我们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收入拉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更多的提打击非法收入和保护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或者舆论过度放在贫富差距，反而给自己套上的脚锁，因为这个问题我认为现阶段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谢谢！
主持人吴敬琏： 前面两位控制时间很好，但今天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这方面好象似乎涉及的不多。下面一位有请上海中欧工商学员许小年教授，是否在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方面做展开一点儿的分析。
许小年： 吴老师要求我们讲一讲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我尽可能切题。实际上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观点： 一、中国过去几十年中间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模式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模式所能够产生的经济增长已经基本上都该发挥的全发挥了。如果经济增长模式不再今后的几年中间很快的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是不可避免的。
二、中国经济单纯依靠投资的增长模式是由它深刻的制度原因在里面。只要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在资源配制方面政府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要素市场要素配制方面甚至扮演主导的角色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能改变。
三、为了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定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推进政府在要素市场的退出。 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三点我就不用再讲了，但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还要拿出一些数据，做宏观经济分析如果没有数据支持，那就和算命先生、跳大神差不多。
我讲的东西并不是新东西，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2005年经济工作重点，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为什么我们讲单纯依靠投资率的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潜力，如果说没有走到尽头，也基本上发挥的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发展史，从1952年开始，我们标出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这条线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投资率从建国初期的百分之10几，提高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分之20几，到现在又提高到了创记录的40％以上。最后这个数字是估计的，只有统计局数据出来之后才可以。
不管依靠投资率提升增长，这个增长是有极限的，极限就在于储蓄率。刚才剑阁也讲到了，储蓄率会是对增长的限制。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历史中间，投资率是不断的上升，而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平均是10％左右，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一个10％左右的GDP增长，我们必须不断的提高投资率，而并不是说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相适应，而是要不断提高投资率才能维持10％左右的增长。
有一些人讲中国可以保持10％的增长再保持20年，这种说法我感觉到是没有数据支持的。如果根据过去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的话，如果中国经济保持10％的增长，再保持20年的话，我们投资率要超过50％，才可能保持10％的增长再保持20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资率。我们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它的投资率是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图上面的蓝线是日本的投资率，我们看到在1950年代初期，在日本开始进行战后重建的时候，投资率也经历了高速投资的过程，从20％左右提高到1970年代的35％左右。
在1973年左右就开始下滑，请注意，这个下滑并不是什么外界因素造成的，日本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起码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从70年代冲击投资率就开始下滑，下滑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晰，从35％的高位下降到25％。这条线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也经历了投资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它的投资率在1990年代初期达到了峰值40％左右，然后开始下滑。也许大家注意，韩国投资率的下滑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而并不是因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才开始下滑，这个趋势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国际上的经验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投资率或迟或早一定要下降，粗放的、依赖投资增长的模式或迟或早一定会改变，如果你主动改变损失会小一些，如果你被动的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下而改变将承受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再看成熟经济，这是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常年在15％左右，不仅从水平上远远低于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水平线，非常的稳定。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靠的不是投资，他靠的是技术进步。
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紧迫的任务，从近期来讲如何抑制过度投资，降低投资率，这是近期我们认为政策当局应该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更为重要的事情，在中期和远期如何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把从单纯依赖投资转向依赖制度改革、依赖技术进步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转变我们谈了多少年，从改革开放的初期，甚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就谈到增长方式的转变，吴老师曾经给我们讲一段历史，苏联的专家讨论怎么进行外延式的增长和内延式的增长，为什么几十年我们的增长模式就是转变不过来，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复制旧的模式，在制造同样的经济周期，在经历着投资的高峰与跌落，伴随投资上下而被动。因为我们经济增长模式有非常深厚的制度基础，只要制度基础不改变，我们会延着这个增长模式继续走下去。直到哪一天走不下去为止。
我们增长模式的基础在哪里？在于我们经济中间，特别是在要素的配制方面，国有部门仍然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甚至是主导的作用。我们的追求速度、追求规模，从哪里来的？是从政府追求速度、追求规模来的，因为政府是非盈利机构，它不可能以效益为目标。我们的增长模式另外一个制度基础是什么？是人为扭曲的资金价值，长期以来政府对资金市场进行价格管制，扭曲资金成本，造成一种廉价资金的虚假现象，鼓励社会上大量浪费资金，鼓励了投资热，鼓励的过度投资。
所以资金成本由于制度的因素、管制的原因长期处于低下，追究规模、追究扩展、追究速度，我们看中国的投资高峰，我们也看到韩国大企业在海外不讲效益的扩张，我们也看到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讲效益的兼并。在政府主导要素配制的前提下，我们就看到由政府政策上的导向，然后转换为政府所控制的银行的贷款的增长，然后再在银行的贷款之下形成投资高峰，在这张图上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投资周期是跟银行的信用扩张周期是重合非常好的。
后边的机制、制度是什么？就是政府在投资、融资、银行等等领域中间，仍然是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参加到投资的疯狂中间，不光是国有企业，国有部门、各级部门，也有我们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近几年也发生了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忽视了技术方面的发展。原因也是多种多样，资金长期低下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虚弱，使得投资技术和产品创新很难获得很高的回报。
我们认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任务，如果不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会继续下去。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够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要铲除旧模式复制基础，要建立新模式所需要的制度环境。转变增长模式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增长不再单纯的追求数量，统计局也不用煞费苦心的拿捏数字，因为我们更重视的是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增长的数量。要从追求速度转变到追求效益，要从单纯的依靠资源投入，转到技术进步，要从生产能力的投资，转到研发投资。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它强调是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资源效率数量的增加。
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变，政府必须退出投资和融资领域，刚才讲到粗放经营，单纯依靠投资增长推动经济的制度基础之一，是政府在要素市场上仍然在起非常大的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政府退出融资和领域，除了环保、安全等社会指标之外，要取消任何形式的行政审批，要取消和降低行业准入。在融资里面非常高兴银监会的唐副主席还有朱民行长助理都谈到了国有银行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民营化、国有银行和政府的分离，商业银行要根据投资项目效益要独立的进行决策，而不是根据主管行政部门的意愿来决定它的贷款方向。所以我在这里向银行界的领导和同事们呼吁一下，是否可以考虑国有银行在上市IPO的时候，不要卖20％，卖30％，要卖51％甚至更高。
这样才能对银行能够独立的根据风险和收益来进行决策，而不是单纯的追求速度和规模。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们希望以市场退出机制取代行政式的调控，在这次经济调控中间，各级政府非常的努力贯彻中央的意图，要把过高的速度调下来，怎么调，派出工作队到下面检查项目，不符合国家调控政策的停掉、管掉，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认为已经过时了，而且不能起到作用。
更多应该靠市场退出机制来调节投资，另外还需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一句话，这是在西方经济研究学当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叫做私人企业是最大化利润，国有企业是最大化预算。只要它是国有企业它的行为方式是最大化利润，而是最大化预算，最大化预算就要追求投资，就要追求铺摊子，要解决外延扩展的趋势，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和民营化的改造，包括管理层的收购，不能因为管理层收购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改革，这是非常不好的倾向。
在资金成本方面要进一步推动资金成本的市场化，要恢复资金成本的本来面目，不能够用行政的政策方法扭曲资金成本，这就意味着更为灵活的利率政策，解除利率管制，独立的货币政策，包括进一步提高基准利率。今天央行本来想跟谢平说一下，利率应该继续提高，结果谢平不在央行了，也不知道跟谁说。要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要市场如实反映资金成本来抑制过度的投资，还需要在金融改革方面建立新增长模式的融资体系，民营金融机构的准入，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立法，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我在这里讲的是从风险投资基金退出渠道角度。
没有风险投资基金在研发方面就很难开展。所以我们现在立法只是把眼睛盯在证券投资基金上，而其他的投资基金并不怎么关注。我向新闻界呼吁，请更多的关注我们实体经济。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要退出经济、退出市场，集中精力按照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说的集中精力建立可持续发展保障。2005年应该是增长模式转换年、经济体制改革年。如果不这样做，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就可能有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吴敬琏： 下面请最后一位加州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钱颖一教授。
钱颖一： 在最后一个发言的好处就是可以呼应或者评论前面几位的发言。谢平讲到经济预测，我不谈经济预测，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不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我没有任务谈经济发展的预测。第二，我也不在商业机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钱研究这个问题。我就想利用七分钟的时间，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就当前宏观经济中经常听到的两个问题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一、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所谓宏观调控问题。今天上午吴敬琏教授已经做了很多的解释和深入的分析，我心说的是这样一件事，2004年我们宏观调控经历了有惊无险，结果是这样的，但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个调控是很艰辛的。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很艰难，从中央政府角度也做的很辛苦，这就导致一个月前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特别指出要减少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一方面我对提出减少行政手段表示很支持，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对提出运用法律手段感到不是很理解，至少在我自己研究经济过程中，以及其他的国家的经验教训中，我们没有听到过宏观调控要用法律手段。
我自己写过不少文章，负责主张建设法制社会，但并没有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但我想动机了好的，这就促使我想这里面可能有深层次的问题，什么深层次问题呢？经济转轨26年了，在现代经济中我们还没有完全区分清楚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与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责，我觉得这是本质的问题。说到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年5月底，当代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路卡斯到中国访问，正好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密集时期（去年5月底），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我到中国正直你们讲宏观调控，我听你们讲那么多的措施，没有一样是宏观措施，都是微观措施”。
在现代经济中通常我们都认为宏观经济指的是宏观的变量，也就是总量，包括利率、货币、税收、汇率等等，其他的企业以及包括行业个别市场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微观范畴，政府在市场主要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宏观调控，第二就是市场监管，市场监管是微观的。银行的监管、电信的监管以及对食品监管等等都是微观层次，它的手段可以是经济，也可以是行政，也可以是法律的。这个不奇怪，就是因为我们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时期，宏观在过去计划经济中有很多其他的含义，这就涉及到我下面要讲实质性的问题，也就是改革的问题。 这不是概念上的宏观、微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区别，而是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中我们是综合管理部门和专业管理部门。
这适合当时的计划经济，但在市场经济不是这样划分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我们知道中央的作用，中央财政的作用，我们国家虽然有很大的起步，但显然还没有完成。像原来的综合部门计委变成发改委，这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改委究竟是宏观调控部门还是市场监管部门，是发展规划部门还是协调改革部门？你可以看到是不同的政府职责，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特别是跟其他的一些东欧国家比，我们在政府的职责转变，这里指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是指政府对整个经济起支持的作用方面，比如区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方面，这个职能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
二、关于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或者GDP增长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增长在世界上受到非常大的尊重，大家对中国非常的重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过去20年非常高速的增长。近年来，我们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对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看法），有些看法像吴敬琏教授今天上午讲到的，希望通过这个告诫我们进一步加强改革、提高效率，在给定的资源下创建更多的财富。这本身并不是反对经济增长应该更快，是希望通过效率有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另外刚才讲到数量和质量的时候，我一个反映如果价格是正确的话，质量是可以反映成数量的，任何一个高质量的电脑比任何一个低质量的电脑价值要高。
在本质上并不是认为高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观点是在速度或者经济发展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常听到的比如说公平，讲到这个问题是不是经济学家就没有发言权了呢？不是。也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关心公平，我只想从已有研究知识中来说明几点，事实上我们研究发现，经济学家也一样关心公平，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更注重的是，是什么样的效率、手段能够达到公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研究发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是达到公平非常重要的目标，后来人们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减少贫困，有政府拨款方式、政府移民方式等等，后来经验发现，几十个国家的数据，发现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的数据里面发现，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有限的方式。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倒退或者不快的话，贫困减少相当慢，如果经济增长快的话，贫困减少相当快。我们经常关注地区差别，沿海和内地的差别，恰恰是2004年我们看到了因为中国的强劲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对原材料需求的上升，这个需求的上升导致了价格的上升，导致了中西部地区收益相对于沿海要高得多。
这些例子都说明，经济增长本身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大家经常说印度要超过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年增长率超过中国，它要超过中国必须是在增长上超过中国，他现在的水平是中国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情况上。我很认同邓小平提的“发展是硬道理”，它不仅仅是对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同时对很多其他的问题也会有相关的作用。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吴敬琏： 刚才两位教授谈了基本性的理论问题，我很高兴以这样的形式讨论，在国内的论坛是不多见的。我很高兴参与者和听众并没有表现出“焦躁不安”。实际上很多具体问题、政策问题它的发生差错归根到底还是基本的理论问题上的模糊、混乱，或者是对基本经济参数关系的理解有问题。无论如何讨论会的主题还是讨论经济形势和政策，好在下面有提问，我们下面还有将近20分钟。
提问： 我是上海新闻晨报的记者，我有问题想请教谢平老师。此前有传闻说，工行和农行股改中财政部发挥主导的作用，我不知道在即将进行的两行股改过程中，汇金公司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谢平： 有关小组正在研究当中，到目前为止跟汇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大家注意“在研究当中”，我没有办法透露其他的事情。
主持人吴敬琏： 工行和农行的改革，汇金公司不是股东，所以他没有参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上一场讨论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行的改革讨论很多，但没有听到大股东的任何声音，是因为当时谢平总经理不在场，还是因为确实是这样？
谢平： 上一场讨论我在场，我在底下坐着。现在两家行的改革，跟唐双宁主席介绍一样，就在进行当中，就是这些事情。你说让大股东讲什么？我觉得目前的进展还是挺好的。
主持人吴敬琏： 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我始终觉得有一个问题，不是老板在主持股改，是雇佣在主持股改，银行改革我希望不再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上一场讨论里面讲到中行改革，一个是监管机构，也就是银监会的负责人，监管机构刚才钱颖一教授讲的，它是以什么身份主持企业改制呢？另外一位发言人是朱民行助，据我了解朱民行助是雇佣，最大的老板就是汇金公司了，是受您进行的，还是怎么回事？
谢平： 吴老师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中国三大监管部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不仅仅是监管，监管按照经济学概念是代表存款者、投资者、保险者利益进行监管，而我们又同时富有三个行业改革发展的任务。证监会也一样，也要考虑证券公司的改革，保监会也同时考虑，三大保险公司的重组、上市都是保监会前头做的。钱颖一教授也说了，在中国监管和协调，一方面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又要保护机构有关矛盾的协调，它就是这么一个身份。像朱民，对中国银行本身微观的内部改革，他们是按照有关当局文件的指导，有一部分的改革权，或者说是改革的主要工作是他们自己去做。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对机构的改革是这么一种形式。对其他的改革，当中总的协调（宏观协调）是中央银行，其他市场的改革，比如货币市场的改革、利率的改革由于历史的习惯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央银行，这样的分工既不是法律规定，也不是明文法的规定，只是国务院分工安排或者历史形成的格局。股东汇金在中行、建行的过程当中，有点儿被动。国家说你是股东，股东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许小年： 我觉得和现在我们改革的组织框架来说，我们想想我们在改革初期，那时候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为一个国务院班子，给国务院提出改革方案，供国务院决策，那样的体制可能从工作来讲比较有效。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人，体改委和现在部门改革的区别，起码从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来说，体改委是中立的，因此它在改革方案设计的时候，确实替国务院着想。我们现在打工者在设计改革方案，我们监管者在设计改革方案，就像我们大家经常谈论的叫做部门立法，你说你把立法权交给部门，他能立什么法？他肯定是通过立法巩固已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是不是能够考虑能不能重新设置国家体改委。
提问： 我问许先生一个问题，考虑到中国高储蓄率，您认为消费会不会在未来比较近的时间里成为经济拉动的主要因素？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会象西方？
许小年： 我认为可以，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以比较稳定的不掉在增长着，差不多增长10％。而消费占到GDP当中55％，所以我认为投资不断增长的话，我们还是能够保持到5％到6％GDP的增长，主要还是依赖消费达到这样的值。当然我们消费水平可能达不到10％这么多，但还可能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朱民： 两位已经给我定性了，说是受雇的。但我说我是快乐的打工仔。大家刚才讲宏观都是从国内看宏观，我觉得有点儿遗憾，中国今年外贸已经达到1万多亿美金，达到GDP75％左右，现在中国看宏观不能光看中国，要从国际另一面看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我想做一个评论，我也可以跳出打工仔的地位，做半个学者。我认为明年三件事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第一就是美国经济调整和全球经济调整。因为美国两个赤字的高峰，美元的走软和欧盟经济仍然疲软的情况下，明年全球经济是放慢的，中国现在的出口市场在国外、资金在国外，放慢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要高处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想大家都会深刻全球经济今年是放慢的。
朱民：第二个事情就是美联储还会提高利率，如果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的话，今年全球流动性将受到大大紧缩，中国去年一年外汇储备增长了2000亿美元，这可是1.6万亿人民币，全球流动性紧缩对全球的增长特别是对中国外向型增长影响是很大的。第三，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大规模的依赖国际进口的原材料，03年是原材料物价上涨的高峰，04年继续上涨，现在讨论这个物价会不会还上升？原材料的物价已经涨的很高了，另外原材料铝的价格、铁的价值、镍的价格还要上涨。我们长期来看的话，世界上大众物价指数现在正处于长周期物价上扬的阶段，从80年代下降现在开始往上走，如果基本原材料继续往上走，对中国经济影响是巨大的。有这三个因素在负面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在2005年增长不应该太乐观。
提问： 大家好！刚才朱民助理提了一个事，我也想提一个问题，外汇储备有很大的增长，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国际热钱涌入中国，期望人民币升值，我想请教大家的是，大家谈到今年经济预测，我想离不开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不知道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高见？
许小年： 我个人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我认为人民币应该浮动，应该逐渐的扩大浮动的范围，没有必要在严守8.28，亚洲金融危机七年已经过去了，从理论上来说，你守到最后也守不住，所以我是赞成人民币根据市场对美元供需的平衡或者失衡的情况，进行更为灵活的调整，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汇率是什么东西？汇率是一种要素价格，你不可能把要素价格长期的固定下来。你既然不想固定钢的价格，其他的价格固定下来，为什么要把汇率固定下来？当然它是非常特殊的要素价格。
主持人吴敬琏： 我在上午的主旨发言讲了我基本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价格扭曲对资源配制的效率有很不好的影响，但我想补充一点，要使得汇率能够市场化，过渡过程时机的选择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当出现很多得热钱积累的情况之下，往往汇率的市场化或者说是浮动，它会形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老是觉得时机不行，压力会积累的越来越大，积累的越来越大，要做调整就更困难了。所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就不是理论了，是艺术，艺术就没有多少话可以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有最后一个提问了。
提问：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8％，并且贷款占总资产的8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不良贷款占到总资产的20％以上，并且不良贷款回收率低于50％的话，就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中国银行的内忧，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时间表越来越临近，并且外资银行对中国竞争压力迫于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中国银行有没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主持人吴敬琏： 8％也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啊。
谢平： 我想可能是你看的材料印刷有问题，或者是写错了。关于中国金融业的统计数据你可以很轻易的从银监会的网站上，或者中国人民银行的网站上随意的下载，关于资产充足率、不良贷款，以及不良贷款的回收率，在银监会的网上都按时公布，那上面的数字跟你说的数字差异比较大。就有没有危机，我可以回答在一段时间内没有。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