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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杭州、温州报道
富豪的困境，其实和其他阶层遇到的问题一样，都需要通过推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才能得以解决
2005年1月3日午夜，浙北大地积雪未化，寒气逼人。
张宇民（化名）在自建的农家别墅里，制订2005年的企业工作计划。忽然，两条黑影翻过别墅围墙，径直向大门逼近。1分钟后，又传来低沉急促的敲门声。这已是连续第三天有人敲门了。
张宇民并不慌张，走到阳台朝黑影问道:请问两位是哪里来的朋友?对方只应一句:道上的。张宇民会意,从卧室里拿出两条中华，扔了下去，说道:两位大哥先抽条烟吧。黑影拿了烟后，就立即翻墙走人。
张宇民是浙江余杭一家民营蜜饯厂的老板，20多年下来，像这样扔中华烟消灾，对他来说已是平常事。并不是张宇民胆小怕事，他和当地警方关系不错，也有一些“道上”的朋友。但有人翻墙进来，就扔香烟，是他的原则──他做人六大原则之一。
张宇民的另外五大原则是，工厂坚决不做大，产值几千万，每年利润几百万足矣;坚决不担任协会职务，不参加各级组织，远离政治，但各种税费、捐款坚决缴纳，决不落后;不把利润存在银行里，而是窖藏白银、收藏艺术品，据称他积下的白银已有几十万两;不请保镖，不买好车，自建农家别墅;不做广告，远离媒体，只做低调营销。
正因为近乎极端的低调，以至于张宇民这个已至少拥有近亿资产的富豪，在当地小镇上也不知名。张宇民自称是“中国式装在套子里的人”，他除了六大原则之外，还有四怕:怕政策变，怕市场行情变，怕身体变坏，怕坏人加害。所以他宁可企业不发展，宁可没有功名，宁可低声下气，也要坚决低调。
张宇民的低调和担忧,并非全无道理。
2005年1月1日,山西富翁赵恩龙跳楼自杀。而在之前的2003年、2004年两年里,中国富豪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增多。死亡原因不外乎3种:他杀，如李海仓;积劳病死,如王均瑶;再就是自杀,如赵恩龙。
浙江富翁向来以低调小心闻名，但最近3个多月里，浙江亿万富翁非正常死亡事件，根据公开报道就有3起。2004年10月3日，绍兴上虞的浙江名仕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仕明被小偷杀害;2004年11月17 日，温州著名商人王均瑶病死;2004年12月27日，在成都做生意的温州富豪陈斌剑在一家歌舞厅被6人捅死。
“安全膜”热销的背后
2004年底，一种特殊产品忽然在浙江商界流行起来，那就是“安全膜”。
2004年11月在浙江召开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峰会上，浙江民企50强的老总们陆续接到了由几名海归派创办的中福瑞达公司的特殊产品──安全膜。根据经销商的演示，这种安全膜贴在普通玻璃上之后，任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抡起铁锤用力锤打，都不能破碎，普通子弹也难以击穿，所以具有很好的防弹功能。据经销商介绍，它的强度甚至可以抵御50米开外爆炸的1100公斤的炸弹袭击和3米之内的0.38美制标准子弹连续10发的射击。
峰会结束不到10天，浙江001集团的董事长项青松跟中福瑞达联系上了，要求尽快给自己的车子安装这个安全膜。苏州永钢集团吴栋材、富春江通讯集团孙庆炎、宁波雅戈尔集团李如成等10多位企业家也与中福瑞达取得了联系。
浙江个私民营企业协会还正式发文，以对每件产品提供补贴的形式，向全省企业家推广这一产品，以保证浙江企业家的人身安全。
2005年年初,这个安全膜又出现在杭州、绍兴等地的车展、房展等场合,公开演示其安全性能。尽管真正购买的人不多,但咨询者却络绎不绝。一位购买了安全膜的绍兴新生代老板说,“尽管买个安全膜可能没什么用，但贴在宝马车上，那些歹徒砸车子的玻璃，就要多费些功夫了。”
这位年仅33岁的新生代老板，接班也才3年，开宝马车不到两年时间里，车玻璃被砸过4次。
安全膜热销的背后，是富豪们对自身安全的深度担忧。
温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津龙曾担任温州市体改办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务10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坚定支持发展民营经济，被温州富豪们称为“民营经济教父”、“温州模式守夜人”。这位“看着许多富豪起家、发展”的学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针对富豪的人身攻击有着社会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社会转型期的心态失衡;二是传统文化中的仇富情结。
马津龙认为，“当有些人发现富豪们晚上开个房间的钱就可以抵上自己干半辈子时，个别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可能就会心理失衡,有些人可能就想通过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来达到心理平衡。宝马车、豪宅等是富有的符号,有些人看到这些符号也想攻击。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劫富济贫一直是个褒义词，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在宣扬这种东西，这种对宪法和私有财产的极不尊重，也加剧了部分人的心态失衡。”
马津龙据此认为，“富豪们的低调小心不能消除这种社会文化根源。”
富翁缘何身心疲惫
2005年1月10日，宁波市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方如康面对32份体检报告，陷入深思。
让方如康陷入深思的原因很简单:原来,2005年1月上旬,宁波市企业家协会组织了一批知名民企老总在一家宁波市顶级体检机构体检，检查后发现，32名企业家中，有31人身体处于患病或不健康状态。
方如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宁波企业家协会有近千名会员，平时这些老总工作繁忙，第一批32人都是恰好最近有空，1月下旬会有第二批企业家参加体检，2月上旬是第三批，依次类推，我们的目标是花几个月的时间，将千名会员的身体都检查一遍，让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出于对病人病情隐私的保护,方秘书长没有透露是哪些企业的当家人,只是强调“都是宁波知名民营企业的老总或者副总”。
这次接受体检的企业家中，年龄大部分在50岁左右，最年轻的大约30多岁，他们绝大多数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有不少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或其他疾病，患有高血脂的人最多，有18位，其次为高血压、慢性咽炎、过敏性鼻炎、肾囊肿、乳腺小叶增生等疾病。
令人震惊的是，参加体检的一位老总同时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白内障等6种疾病。
方如康秘书长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生意场应酬少不了烟酒，这些人平时压力就大，心理负担又重，尽管多数老总的体检数据只是普通超标而已，但32人中只有1人处于真正的健康状态，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自从王均瑶出事之后，我就催一些熟悉的企业家去体检，结果他们总是说忙啊忙没有时间，后来我想还是利用协会来帮他们办这个事情。”
事实上，除了身体健康方面令人担忧之外，富豪们的心理健康也不容乐观。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是浙江省最重要的精神病医院，在心理疾病治疗方面比较权威。该院一位主任医师介绍说，“我收治的病人来自各个行业，但近几年企业家也越来越多。按照人口比例来讲，企业家绝对属于心理疾病高发职业群体。”
这位医生讲了这样一个案例:2004年10月，台州的一位富豪主动上门，和这位医生谈了1个多小时。
他告诉医生，最近生意不好做，许多生意场上的朋友都来催债，订单是接到了，但三天两头停电，无法正常开工。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很疲惫。最近一两个月，他发现自己精神有些恍惚，还有幻听现象，有时候早上睡觉醒来，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万念俱灰。
“在这位富豪和我聊天的1个小时里，两个手机一开始就是关着的，但每隔10来分钟，他就拿出来看看有没有电话，有时候还对着空气点头微笑。后来我嘱咐他的爱人，让他停止工作两个月，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好好度个假。”
“事实上，企业家群体是诸多人群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强的一群，不然，他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位主任医师分析说，这个群体之所以心理疾病高发，实在是各方面的心理压力过大，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这些企业家的心理压力平时无法疏通,导致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心理崩盘，轻则出现心理疾病,重则精神疾患甚至自杀。赵恩龙自杀,其实就是富豪中的极端例子。”
马津龙教授则认为，“实际上，哪怕在国外，企业家群体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超过普通人群，但在市场经济和法制还有待健全的中国，企业家还要承担额外的精神压力，比如生意场上的各种潜规则等。这就需要企业家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要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从而保持开阔胸襟和积极心态。”
深化改革，提升管理
有学者把中国富豪的命运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联系了起来，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争论的10年，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随后的10年是尝试的10年，尝试如何搞市场经济;自本世纪初开始尚未结束的10年，是规范的10年，核心议题是如何以法治规范市场。
事实上，从中国内地不少富豪的发家史中，可以总结出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短短几年内暴富。究其原因，往往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存在的各种制度漏洞给这些暴富者制造了投机机会。如果据上述“三段论”，这一类富豪应该是在前两个阶段产生，而其中一些“问题富豪”也恰是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
“事实上，如今中国富豪面临的政策大环境，和10多年前相比，已有极大改善。”马津龙教授以其亲历改革开放第一线20年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他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一个温州知名企业家，因为担心党的政策出现反复，就到国外避居一年多，看到政策稳定了才敢回来;有不少企业家面对上级的检查和调研，还会把贵重机器藏起来。
“现在讲这些事情，就像是在讲笑话。但当时的担忧，对这些富豪来说是千真万确的。”早期的富豪面临的是畸形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是想办法贿赂官员快速致富，一方面又害怕政策极不稳定。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如今的民营企业家如何修炼内功、调整自身，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专家认为,一些民营企业家自身素质不高,在政策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完成了原始积累,而在目前市场逐渐成熟、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这些经营者亟须提高管理水平。有人甚至提出警告,民企如果再不进行管理升级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大灾难。
针对目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的身心健康及管理困境等问题，奥康集团副总裁吴守忠将其自身体会总结为一个字:“度”。“不仅抽烟喝酒讲究‘度’，投资、做人也是这样。企业家要能看准国家大方向。”
马津龙则认为，富豪遇到的困境，其实和中国社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一样，都是需要通过不断推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才能得以解决。无论是富豪人身安全、身心健康问题，还是富豪们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难题，都需要在渐进的改革中得以解决。
“这场改革的方向无疑是确定的，那就是尊重人权、尊重产权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改革。”他说。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