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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0日，昆明枪决了三名贩卖幼童的罪犯。数年来拐卖案频频发生的昆明，这还是第一次对人贩子处以极刑。
拐卖儿童现象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云南作为其中的重灾区，情况之严重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由公安部、云南省公安厅牵头，2004年7月20日，昆明市开展了规模浩大的“百日会战”行动：投入百万资金，动用百名警力，奋战百天，希图解救百名孩童，尽快遏制人贩子的猖獗势头。三名罪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枪决的。
然而，如何找到有效方法，突破打击拐卖儿童现象的困局，依然是云南及其他省份一起面临的严峻挑战。
卖孩子就像卖白菜
大雪纷飞中，马安琼一动不动地站在昭通汽车中心站的进站口，眼睛木然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她在寻找儿子———4岁零2个月的小李鑫，这是她在2004年最后一天所作的最后努力。
马安琼是云南省昭通市市民。12月4日下午，李鑫被人叫到外面玩，一去便没了踪迹，后经证实，李鑫是被人贩子拐走了。马安琼心急如焚，痛哭了好几天，她和丈夫一道，在市内汽车站、火车站等处张贴了无数寻人启事，希望好心的人们能提供线索助他们找回孩子。
如今，马安琼就站在她自己亲手贴的寻人启事旁，过多的忧虑彷徨让才36岁的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尽管她知道这样做希望非常渺茫，但她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在她所贴的启事上面，还有一张寻人启事，是一位名叫吴越的年轻母亲所贴，上面还附有3岁失踪幼童吴帆一张大大的照片，清秀逗人的形象让路人唏嘘不已。
这种场景对昭通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中心站一位工作人员说，车站的柱头、窗口、墙壁上，每隔三两天都有一批寻人启事贴上来，虽有明令禁止张贴这些东西，但有关部门阻止不了那些伤痛欲绝的父母。
就在马安琼茫然寻找自己孩子的同时，不远处的看守所里，29岁的母亲吴晴(又名吴望芬)望着铁窗外的雪花，也在担心着自己的两个孩子，不同的是，她是涉嫌拐卖8个幼童的犯罪嫌疑人，不久前被公安机关抓捕。此时她泪流满面，念叨着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冻着、饿着，她问办案刑警自己会不会被判死刑，会不会永远见不着自己的孩子了……为了立功，她开始交代她从前隐瞒了的一些事实：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哪个人贩子将多少“货”卖到什么地方。
“货”是人贩子的“专业术语”，指被贩卖的幼童。一岁半以下的幼童称为“小货”，一岁半以上的称为“大货”。多年从事打拐的刑警周强(化名)感喟地说，一个“货”字里面，饱含了多少血泪！在人贩子眼里，那些被他们买卖的幼童，哪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
周强说，昭通的人贩子已猖獗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我感觉他们卖小孩就像卖白菜一样。”周强解释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人贩子们卖小孩很随意，不怎么避讳，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贩子可以在一些场合很随意地谈到买卖小孩，甚至一个电话就可以决定一批小孩的买卖。
昭通是云南的一个缩影，1998年以来，拐卖幼童的犯罪活动在云南各地都有发生。
昆明市多年从事打拐工作的刑警赵建国(化名)说，滇中、滇东北的昆明、文山、曲靖、昭通是重灾区，而这四个地区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昆明主要是民工子女被拐卖，文山、曲靖以拐卖为主，而昭通，除拐卖外，自生自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昆明，自2000年至2004年8月，昆明市公安局记录在案的儿童失踪被拐案共350起，失踪儿童352名——这是个很保守的数字，据了解，由于种种原因，昆明的拐卖幼童案立案率不到25％。
而文山则出了一个有名的“拐卖村”——龙乜村，自1993年至1996年期间，全村75％的成年人参与过贩卖幼童。1997年，这个村被公安部挂牌通报。1998年，云南省、文山州及广南县公安部门组织了一次打拐行动，龙乜村83户人家中有45人被抓捕，这45人至少拐卖了104名幼童。
云南省妇联曾对贩卖幼童的火车运输线做过研究，研究人员透露，最保守的数字是，云南每天发往外省的8趟列车，每列车至少有1名被贩卖的儿童。
而据了解，人贩子运输贩卖儿童还有汽车和人力背运两种途径，其中汽车最为普遍，全省遍及乡镇的汽车运输网络中每天有多少幼童被贩卖，则根本无法统计。
猖獗的人贩子导致云南频频发生震动全国的拐卖大案。2004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由云南、福建警方联手破获“2·26”特大拐卖儿童案，抓获的涉案犯罪嫌疑人多达80余人，而此案中，查实被拐卖幼童多达60余人。
赵建国有一个3岁的儿子，他为那些遭受厄运的家庭感到悲哀。他声音低沉地说，无论是作为一名刑警，还是一位父亲，他都在时刻准备为解救被拐儿童挺身而出，但现实让他渐渐成了一名悲观主义者：“我们千方百计地想去打，但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打不过来……看到的事情太多，除了给我增添许多难过，也时时在提醒我，有一天厄运不要降临在我的头上”。
利益链及运输线
根据赵建国的介绍，到今天，人贩子已具有了集团化特征。人贩子多以家庭为主，纠合众多的亲戚、邻居、朋友，形成一个个贩童黑帮。这些黑帮分两种：一种是跨省贩卖的特大集团，从卖方市场(拐出地)到买方市场(拐入地)全程操控；一种是只管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小团伙。
赵建国说，从目前来看，贩童黑帮以后者居多。一般来说，在卖方市场利益链上，大致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一道贩子：走村串户，实施诱拐、哄骗、收买，收买是指到一些人家花一些钱将孩子买来，在前两年，一个男幼童的收购价是300到500元，而一个女幼童的收购价则在100至200元，近来“行情”有所上涨，男童为800至1000元，女童为300至500元。一道贩子多住在乡下或城郊靠近“货源”的地方，到处打听寻找幼童来源，一旦得手，便以超过千元的价格卖给二道贩子。
第二个环节，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多在县城以及大一点的城市近郊租屋居住，从一道贩子手上收购幼童后，转手以一倍甚至五六倍的价格卖给三道贩子。在昭通、文山、曲靖等中型城市的市区，二道贩子最多。
第三个环节，三道贩子：三道贩子主要将幼童输送出省外，以高价贩卖。
在这三个环节中，又派生出一些诸如隐藏、运输等小环节。一道贩子在获得数量众多的幼童后，有时会将他们集中起来，在当地找人隐藏、喂养一段时间，待幼童熟悉新的环境和喂养人后，再雇请人或背负徒步或乘坐汽车送到二道贩子手里，那些受雇输送幼童的人，来回一次的报酬是20或30元，在经过几次运输后，他们最终也将直接参与贩卖幼童。
三道贩子在将幼童输送到省外时，往往会雇请一些哺乳期的农村妇女乘坐火车实施输送，一旦乘警或公安人员查问，她们会说这是自己的孩子，这给警方中途截获人贩子带来了困难；另外，这些哺乳期的妇女一旦被拿获，法律的诸多保护哺乳期妇女的规定也使警方在处理时束手束脚。
在“买方市场”，也有两三个甚至更多环节，一个男童最后到达买主手里，价格达18000到20000元。
多年来，因受地域、交通、买方市场的影响，人贩子们有各自的运输线路。警方掌握的线路主要有4条：
昆明—文山—广西—广东—福建昆明—郑州—邢台—内蒙古昆明—昭通—大观—天新—成都—郑州—济南—临沂、梁山
昆明—曲靖—郑州买方市场主要分布在北方和南方，北方以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为主，而南方则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
在滇南地区，近年来跨国贩童黑帮活动频繁，一些幼童被贩卖到东南亚一些国家。
从暗偷到明抢
“那些家伙，应该枪毙100次！”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时，年近半百的徐志刚眼泪夺眶而出。
徐志刚是昭通市昭阳区的一个农民，10年前一场家破人亡的惨剧降临在他的头上。徐清晰地记得那是1994年10月14日的下午，他在自家的田地里干活，几百米外，他的妻子背着2岁半的儿子徐建飞在公路上玩耍。这时同村村民、人贩子陈祥林和他的表弟走过来，不由分说一把抢过徐建飞。徐妻大惊之下死抱着孩子不放，遭陈祥林两人一阵暴打。徐志刚得讯赶来时，只听得妻子凄厉的哭喊声在田野上空回荡，儿子早已不见了踪影。
惊吓之下，徐妻得了严重的精神病。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解，不久陈祥林又带了七八人闯入徐家，棍棒齐下，徐82岁的老父亲被连刺两刀，不治身亡。
比徐家更惨的是炎山镇中寨李泰银家，1999年，人贩子冯华贵闯入李家，将李妻及9岁的女儿打死，掳走其两岁的儿子，在逃避警察追捕的途中，冯华贵残忍地将李的儿子杀死并将其眼珠挖出。
而另一个悲伤的故事发生在2002年11月4日，昭阳区青岗岭乡，人贩子孙朝平等闯入村民吴昌友家，打伤大人，将三个幼童全部带走，后辗转卖到福建。人贩子孙朝平后也被处决。
“我从警12年，想不到还有如此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事情。”昭通市公安局刑警王剑锋(化名)说，从那时起，他意识到，和以前相比，人贩子们拐卖幼童的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年，人贩子们多采取诱骗的方式拐卖幼童，他们用玩具、糖果糕点等靠近幼童，然后趁机拐卖；有时他们诱骗的对象是幼童的父母，说带孩子出去玩，趁机将幼童拐走。
发展到后来，人贩子的胆子大了很多，直接采取偷的方式拐卖幼童：在各种场所，只要幼童的父母稍不留神，孩子就有被偷走的危险。
再到后来，人贩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开始使用暴力明目张胆地硬抢。根据王剑锋的调查，强抢发生频率最高的有以下几种情形：像骑摩托街头抢手机一样硬抢，趁大人照看不紧时下手，破门入室抢劫小孩等。
马安琼说，眼下的昭通，人们很有点“谈虎色变”的感觉，即使在大白天，老人们也不敢带小孩上街，一些年轻的妇女万不得已带小孩上街，会将孩子的手揪得紧紧的。
利益驱动下的亲情
2004年12月下旬，记者在昭通及其下属大关县、炎山镇、黄葛乡等地作了一星期的调查，发现一个令人沉痛的事实：在很多地方，被贩卖的幼童并非被人贩子诱拐偷抢而来，而是被他们的亲生父母所卖，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生孩子出卖的“专业户”。
昭通市昭阳区文渊街，一间老旧的出租屋里住着一对年过三十的夫妇，他们是昭阳区守望乡的村民马氏夫妇。街坊们对夫妇俩从事的勾当一清二楚：他们是贩卖幼童的二道贩子。
“这夫妇俩做事太绝了。”一位街坊摇摇头，长叹一声说。在过去的数年里，马氏夫妇共生有5胎儿女，其中第5胎是双胞胎。丈夫好嫖赌，钱常常不够花。2001年，丈夫瞒着妻子，将自己当时两岁多的第四子卖给人贩子马可，马可又转手卖给别的人贩子。
街坊说，那时妻子“还很有点人味”，她发现儿子被卖，天天对着马仲良哭闹，后来还去告发丈夫，导致他被关了几天。
2002年，马氏夫妇的双胞胎出生不久，丈夫又想将大双(男孩)卖掉，妻子拗不过，只得同意了。从此她一发不可收拾，和丈夫一起贩卖别人家的孩子。
王剑锋说，很多人就是这样，从卖自家孩子最后演变成人贩子。根据一份调查，在黄葛乡、炎山镇以及盐津县、永善县的一些乡村，至少半数以上的村民卖过自家的孩子，有的村甚至高达80％。
在有些偏远的山村，一个村民家庭的孩子常常多达五六个，有的“专业户”每年都会生一个孩子来卖，最多可达十二三个。
“这些‘专业户’们缺乏起码的亲情。”王剑锋说，很多次，他在办案时问那些“专业户”：卖掉自己的骨肉，不感到难过吗？一般的回答是不难过，“反正我们自己也养不活，还不如卖给别人，既可以满足别人对小孩的需求，自己还能得点钱。”
为什么这里会成为一个贩卖幼童的“卖方市场”？
公认的一个原因是贫穷。在很多山区，村民们人均拥有的土地不到1亩，且由于高原土壤及气候因素，地里只能种一些土豆、荞麦之类的东西，“不够一家人吃”，很多家庭全年的收入不过三五百元，连吃盐都要很精心地计划着。
云南省社科院一位研究者说，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一个幼童“卖方市场”，原因极其复杂。昭通等地历史上就有这样的风俗：一些老太将弃婴以及无家可归的幼童洗洗干净送人收养，收养人照例会送一些报酬，称之为“冷水钱”，这风俗在有些地方沿袭至今，对村民的意识有一定的影响。
云南大学一位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些偏远地区的妇女，文化程度低，易上当受骗，人贩子容易得手，拐卖成功率大；其二，民众法制观念淡漠，妇女、儿童被拐卖后，一般不会想到求助于政府、法律或社会，小范围寻找未果就罢；其三，这些地方经济落后，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成本低廉。所以这些地方成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之一。
据了解，计划生育的失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云南不少地区尤其是山区，居住分散，使计生工作者难以及时提供政策服务；另外，缺乏有效的制裁手段使计划生育难以落实。
被卖孩子的命运
被贩卖的幼童命运如何？王剑锋说，以他的经验，大多数幼童最后被买主收养，成为买主家庭的一员。这些买主，要么是自己没有孩子，要么是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有浓厚的传宗接代、养子防老思想。被人收养是幼童最幸运的结果。
而数量不少的幼童就没那么幸运了，在运输的途中，由于人贩子的粗劣喂养、运输条件恶劣而致死亡。
而另外一些幼童则处境凄惨，被人致残，弄到街头巷尾乞讨，成为摇钱树。据了解，这种情形随着打拐力度的增强近年来有所下降。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