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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家科技部秘书长张景安
1985年中国第一个科学园在深圳特区诞生，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关村高新技术实验园，之后，国家又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这20年间，从无到有高速发展的中国高新区培养出了华为、联想、方正、新浪等著名公司，带动了软件、通讯、网络、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但另一些开发区存在盲目上马、缺少规划、大肆圈地、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管理混乱等问题，也令人们对高新区的发展存在疑问。
张景安，中国科学技术部秘书长，也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协会理事长，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倡导通过兴办高新技术园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月4 日，张景安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
《商务周刊》：今年是中国第一个高新区创建20周年，您认为中国的高新区是否成功？
张景安：我们希望在智力密集的地方，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优势，将其转化为创新的优势、技术的优势，进而成为振兴经济的优势。我国的高新区正是建立在这些智力密集的地方，这是当时设计者的远见卓识。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高新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令世界刮目相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要了解中国的高科技，就要到高新区去，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中国目前拥有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一到三季度，高新区的营业收入是18500亿元人民币，工业总产值是16000亿元，工业增加值是3900亿元，净利润是916亿元，上缴税额是807亿元，出口创汇412亿美元。这些都说明，高新区已经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
《商务周刊》：尽管高新区的发展已经很有成就，但仍有人指出，中国的高新区发展存在一些误区，诸如园区建设和管理 “重硬轻软”,园区产业定位不明确，后续发展动力不足、过分依赖政府对园区进行建设和管理、借搞高新产业为名大搞房地产等等，您认为高新区存在这些问题吗？
张景安：所谓的“重硬轻软”是在发展初期强调的一些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园区产业定位不明确，这个主要是由市场来定的，要靠自由竞争和创造，定位是全世界都在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园区专业化、产业集成与产业链的形成是很好的一个方向，武汉的“光谷”、张江的“药谷”等，定位都很好，也是我们所提倡的，但是怎么发展，最后还是要看市场的需求，多元化才能专业化。这表明政府用心良苦，“光谷”、“药谷”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专业孵化器，如果说一般的孵化器是孵化企业和企业家，那么这些“光谷”、“药谷”是在试图孵化一个崭新的产业。我对这个做了一些研究，我对此满怀信心，虽然他们还在构想和起步阶段。至于你提到的园区搞房地产等，主要是一些未经过批准的园区存在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谈的高新区主要是指53个国家级高新区。据我了解，国家级高新区不存在这个问题。
《商务周刊》：还有人认为高新区的创新力不足。
张景安：我认为足与不足是相对的。相对来说，高新区就是全国创新最多的地方，全世界都承认这一点。我们相信，高新区会进一步保持其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法制创新等全面创新的势头。我认为中国的高新区已经初步成为一个创新区。
中国高新区的技术来源，80%以上是自有技术，这是我们可以引以为荣的。中国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企业现在还是以买技术为主，但是我们高新区的中小创新企业率先实现80%的自有技术。引进只能缩小差距，创新才能影响未来。
当然，这还得有赖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新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最有价值的已经不是厂房、地产、投资、流水线，而是知识产权，如果不好好加以保护，就没有人愿意去搞知识创新，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健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是高新区发展的重要任务。
其实，讲到创新，孵化器已经成为中国高新区创新的核心。中国的孵化器在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的，我国现在共有孵化器436家，在孵企业18650家。现在中国的孵化器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形式上不断突破，有软件园、生物医药园、留学生创业园等多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高新区已经成为中国研发力量的主要孵化器，我们调查时认为，深圳高新区有突破性的创新，开始孵化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而张江与中关村园区也已独具特点，它们为高新区“二次创业”做出了新的示范。
《商务周刊》：目前我国的高新区发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聚集效应？
张景安：现在我们科技资源集成的还不够，中关村科技园区有70多所大学、200多个科研机构，但发挥作用不够充分，人才的巨大优势和潜力远没有得到发挥，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某些地方没有贯彻好以人为本，甚至出现了以钱为本、以土地为本、以官为本的现象，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
我总结美国硅谷的经验，主要是三个要素：一是有斯坦福大学培养的人才；二是有创新的多元文化；三就是有风险投资。硅谷的十大奇迹和四大网络公司都是风险投资支持的。我们也探索了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现在高新区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专家。
《商务周刊》：我国53个国家级开发区拥有336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经过20年的发展，绝大部分高新区原有土地都用完了，一些园区开始扩张。但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因为相当多的开发区盲目圈地，国家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土地政策。那么，面对日益严重的地荒，高新区应该怎么办？
张景安：“缺地”的确是高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我们也一直和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但高新区的意义和优势不是土地而是创新，高新区必须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尽快走出“以地招商、以地养区”的旧发展模式。其实建设高新区，不是拼土地，不是拼投资，更不是拼资源。发展经济要经历四个阶段：即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投资和知识来发展，我们高新区就是要将依靠土地、人力、资本提升到依靠知识的高度，以知识与技术创新来驱动发展。硅谷的雅虎、网景、思科等奇迹，一不是靠美国政府支持，二不是靠公司投资的，三不是靠银行贷款，而是依靠核心能力在市场中从零做起，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商务周刊》：在鼓励高新区发展方面，我们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有什么变化来适应这种发展吗？
张景安：高新区的法律地位，争取在即将修改的《科技进步法》里得到体现。《科技进步法》是本届政府修改的重要法律之一，前不久四位人大副委员长带队到四个省去检查，也看了我们高新区，高新区如果能纳入到《科技进步法》的修改当中，也就可以解决高新区长期来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们曾向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汇报了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工作，他们都认为孵化器应该得到重点支持，一些与此相关的优惠政策正在研究当中。
1980年代美国制定了拜读法案，规定美国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产权归承担者，这个法案使美国大学的专利一下增加了很多倍。我们也出台了一个政策，规定国家出资支持的科研项目成果可以授权实施，但涉及国家安全的例外。
《商务周刊》：徐冠华部长在全国高新区所在城市市长会议上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思路，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实现中国高新区的“二次创业”？
张景安：“二次创业”是未来一篇我们要做的大文章，其中的人才问题、机制问题、体制问题、分配问题、金融问题、资本市场问题、环境问题、法制问题、中介服务问题都要有相当的创新和提高,而且要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机制、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的机制。现在全世界都在做这篇大文章，所以我们还要打持久战。短期的思想是做不好的，要长期的持续创新。
对此，我的看法和意见有以下几点：一是高新区要带头实现科学的发展观；二是以人为本的高新区创新文化；三是高新区的管理创新；四是高新区知识产权的保护；五是要把高新区变成一个绿色生态园区；六是高新区要成为研发中心的孵化器；七是高新区要成为聚集高素质人才的沃土；八是要加强高新区创新体系建设；九是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搞金融创新等。
《商务周刊》：要实现“二次创业”，各部门的协调非常重要，要按照“小政府、大服务”的原则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机构，但目前个别的高新区管理机构有膨胀等“旧制复归”的现象，您怎么看？高新园区协会在这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张景安：高新区在改革中取得的很多宝贵经验，对我们政府的体制改革、转变职能和提高效率方面是一种有效的提示，个别高新区的管理复归问题也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有人说融合促进生产力，我想这方面我们已经在组织上有所安排，包括几个专业委员会都是火炬中心的几位领导负责，现在协会办公室也在和火炬中心在体制上做了一些整合，更紧密地结合才能发挥我们组织的力量。我曾经向周光召副委员长请教过科技体制中有关部门协调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有矛盾，都需要协调，协调得好就能取得效率,现在看来，高新区做到了这一点。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