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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外来人口进京是否应该设立“门槛”的讨论，近日在“首都之窗”网站激烈进行，与网民直接交流的是民革北京市委张惟英委员，她提出的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的建议，曾被有关部门答复“同意”。张惟英委员在回应网友们的反对意见时表示：“我提这个提案，不是就对某些人有利、某些人不利出发的，而是从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这个角度来提的。”（《北京青年报》１月２４日）
实际上，外来人口进入北京的“门槛”，一直都存在，张惟英委员提出“人口准入制度”，大概是要抬高业已存在的“门槛”，以此控制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长。在传统户籍制度逐渐松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降低外来人口进入“门槛”，并给予外来人口“市民待遇”的今天，这种抬高进京“门槛”的提议无异于与时代潮流唱反调，明显不合时宜，而这个提议出自政协委员之口，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张惟英委员提议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其理由无非是北京人口太多了，给城市就业、住房、交通、教育等等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样下去，谁都过不好”；而众所周知的是，市场经济需要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抬高进京“门槛”构成了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是不公正的——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应该如何决断？笔者想起了前年的“孙志刚案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激烈争论。当时也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将会引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是他们惟独忽视了一个问题——收容遣送制度是不公正的制度，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于是我们看到，为了公正，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哪怕废除这项制度会引发很多现实问题。当时社会舆论发出的“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的呼声，振聋发聩，让人回味无穷。
是否公正是决定制度存废首要的、最基本的“标尺”，这是“孙志刚案件”以及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给予我们的启示。如果以此观照今天北京市应否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争论，孰是孰非不言自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在短期内也许“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但是，如果每个城市都以是否有利于自身发展来设立制度，那全国将会是何种景象？这和地方保护主义有何区别？为何只是站在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而不是站在是否有利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维护百姓权益的角度看问题呢？
北京外来人口不断增长，从短期看确实会给北京发展带来很多压力，但是压力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学历和不同劳动技能的人员在这里工作、学习、生活、消费，又将给北京增添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满足城市发展对于不同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常住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和人才竞争，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连张惟英委员也说，北京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那些不为北京所需要的外来人口，自然会被市场“淘汰”——既然市场能够决定一个外地人是否适合居住在北京，又何须制定什么“人口准入制度”，以政府的名义来加以限制？
去年五月，北京市政府废止了针对外地进京人员的四项管理规定，此举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片叫好声。北京是国家首都，也是全国政府经济文化中心，是人心所向之地。首都当然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北京对待外来人员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北京的形象、首都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形象。因此，首都应该是“首善之区”，应该是一个具有浓郁的民主、自由、平等氛围的现代都市，是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之地，人人都能受到公平待遇和政府关爱之所。全国许多城市（包括人口最多的上海）都适时降低了外来人口准入“门槛”，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市有何道理反其道而行之？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