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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新情况：第1季度投资和银行信贷增速过快，消费物价指数持续徘徊在4%～5%，这是1998年以来中国所遇到的最高水平的物价上涨率。当中国的投资增速继续以难以遏止的势头呈现于世人面前时，当全国24个省区都出现电力不足的现象时，中央政府不得不首先启用行政性手段，从土地储备管理和银行信贷两个关键点入手对宏观经济降温。
在这次以降温为内容的宏观调控中，中央的着眼点是要避免由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和各地方重复建设造成的全局性资源浪费，因此，尽管动用了一些行政手段，本轮宏观调控的正确性还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在国内外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中间并没有多大的争议，问题和争论主要在要不要提高利率、要不要运用利率及汇率工具来改善本次的宏观调控方面。
国外不少经济学家（如蒙代尔、麦金农等）反对提高人民币汇率，但在4%～5%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没有人不赞成提升利率。倒是中国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反对提升利率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强烈，其主要理由是升息不但对部分行业过热产生不了明显的调控作用，而且还会给资本市场的行情恢复和正常发展带来损害。
应当承认，这些研究者的想法并非毫无道理。但主张升息的理由似乎更加充分，持这类主张的研究者从以下3点论证了升息的必要性：
2004年下半年4%～5%的通货膨胀率使得银行1～3年期存款的利率统统衍化为负利率，城乡居民储蓄增幅明显回落，这说明负利率已对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在两个百分点以上的负利率条件下受到了损害；
中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由于在采集样本权重中没有考虑商品房价格因素，商品房价格在2004年的平均涨幅已超过15%，且商品房购买支出又总是购房居民的大额货币支出，因此，以CPI为代表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一个被低估了的数据；
负利率会形成极不公平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格局，其要点就是全社会的盈余或储蓄主体受损但却使赤字或投资部门从中受益，例如银行、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在低资金成本条件下往往更容易产生扩张性冲动，从而使业已取得明显成效的宏观经济调控难以贯彻始终。
对此，从当前官定利率同市场自由借贷利率之间已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升息在改变市场参与者预期方面的巨大影响作用等方面为入手点，可以采用“两升一降”来改善和深化宏观调控，即用调升利率和人民币汇率的办法来引导实体经济部门投资者的行为，以达到保持经济总量大体均衡和结构逐步优化的目的。当然，在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政策工具的运用时还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2005年的宏观经济趋势和相应政策选择方面。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可以从决策层对2005年经济走向和政策选择给出一些基本判断，那就是：8%左右的GDP增长率；以“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名之的宏观调节选择，从数量含义上说是确定了新一年的发债规模将低于2004年国债资金规模，而货币供给增长率也会低于2004年初确定的17%的水平；调整经济结构成为新一年实体经济部门的重要任务。
显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将2005年的通货膨胀视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威胁。2004年消费物价上涨主要由农副产品涨价推动，而粮食大丰收，产量约为9300亿斤左右，加之中央新推出的农村减免税及相关支农政策，如无大的自然灾害，农副业生产2005年还会继续向好，因此2005年CPI肯定呈下行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新一年利率如何变动，恐怕还要以抑制部分行业投资过热抬头及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变动趋势特别是美联储可能采取的4次以上的升息行动为相关参考因素。所以，2005年央行仍具有升息的充足理由。
（王松奇 作者：中国社科院金融中心副主任）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