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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论坛的发起人和主席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的承诺——2005年达沃斯论坛还会把中国作为它的焦点。但是当地时间1月26日论坛开幕第一天，700多位拿到问卷的世界各行业的领袖们用大笔一勾，他们选出了最需要优先讨论的六大难题，而中国落选了。
第36届达沃斯论坛的革新之一，就是在开幕这天，由与会者自己选出这次年会优先讨论题目。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的确是把中国选项放在了调查问卷的第一行，这张问卷上一共列出了十二项，并被命名为“棘手问题”（ｔｏｕｇｈ ｉｓｓｕｅｓ），它们分别是中国、气候变化、公平的全球化、欧洲、全球经济、全球政治、伊斯兰、中东、贫穷、美国领导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全球贸易。进入选择程序后，又添了“教育”和“健康”两项待选内容。论坛方说这是一种革新，是互动的全体会议，能把不同的人，声音和观点集中到一起。最终，这些人从世界各地赶往达沃斯做出了决定，他们选出了年会最该优先讨论的六大棘手问题：贫穷、公平的全球化、气候变化、教育、中东和全球政治。
论坛的主题就是“承担起做出艰难选择的责任”。96个国家的2250位参与者来到达沃斯，其中包括20个国家政府的首脑，70位内阁成员，26位宗教领袖，15位联盟领导和超过50位非政府组织的领袖，以及1000多位来自世界上最杰出的公司的商业领袖。
六大难题
论坛规定了选择最棘手问题的评判标准是，需求的紧迫性、不讨论会造成的后果以及最大的潜在影响。
结果，64．4％的人选择“贫穷”是最棘手的问题；54．9％的人选择了“公平的全球化”；51．2％的人选择“气候变化”；43．9％的人选择“教育”；43．7％的人选择“中东”；43．2％的人选择了“全球政治”。
论坛第二天，法国总统希拉克通过电子大屏幕向政界商界领袖提了几个点子，希望国际间金融交易为艾滋病之战做出些“贡献”。比如对航空和海运燃料征税；对适用于银行保密原则的出入境资金征税；或者对每年世界各大航空公司售出的30亿张机票征收较低比例的税款，每张1美元等等。这些“劫富济贫”的钱是用来遏止艾滋病的蔓延，目前全世界每年还缺少数十亿美元的投入。
观察人士发现，希拉克在提出关于出入境资金征税时，那些认真听讲的商界领袖们开始冒汗了，尽管达沃斯小镇此时正大雪纷飞。希拉克总统承认他的提议可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是各国有权在这方面制定自己的征税制度。美国曾强烈反对建立任何国际征税机制。而希拉克两年前就已经提出通过国际征税抗击艾滋病的构想，但直到这次他才提出了具体措施。
作为世界上最慷慨的企业家，比尔·盖茨先生继续宣布捐出更多的钱用于贫穷国家的孩子注射疫苗。比尔·盖茨先生是此次大会的联合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开始前，他的助手曾多次致电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主席，一会儿要求参与更多场合的讨论；一会儿是要求跟赴会的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分到同一个讨论小组……大会的议题是如此丰富，每天有将近40场讨论在同时进行，选择是很艰难的。
但电脑开发员Ｒｏｎｙ，来到达沃斯之后很快就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怀疑。这些衣着光鲜的贵客真的能解决他们提出的这些难题吗？
普通人的疑问
Ｒｏｎｙ在论坛博客上很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第一次世界经济论坛》。“我是名年轻的工程师。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直到我被一群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包围。这很让人吃惊，你随便就能撞上泰德·特纳（Ｔｅｄ Ｔｕｒｎｅｒ）或者走进了布莱尔（Ｔｏｎｙ Ｂｌａｉｒ）演讲大厅。我还碰巧跟国际标准组织（ＩＳＯ）的秘书长坐在了同一辆穿梭巴士上。这些人都能对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也能对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但这是真的吗？世界真的能被这里的这些人管理得更好一些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活动，允许这些权力者在这里停留，并与他们的同行交流。说话本来是便宜的，但这里却是昂贵的。”
“这里讨论的都是重大问题（比如像消除贫困）。但是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能在一些更低的层次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当他们跨出巨大的豪华轿车的时候，能伸手帮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能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做些事情（比如像制止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而不是事后谴责。”
“我被宗教人士与生意人和政治家在一起的场景迷惑，看起来他们在一起很正常。宗教人士与政治精英们该如此相处吗？基督如果在，他会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会发表演讲，然后发起一场抵抗腐败的示威运动？他会跟那些大权在握的 ＣＥＯ共进晚餐吗？”
“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论坛小组的确有能力改变世界。这里聚集的小组有财力结束贫困。但是这里的权力却没有全部被利用。只是在建议哪些事情可以做，有些做了，但很多还是留在了讨论桌上。这就像隔壁躺着垂死的病人，一群技术高超的大夫却在另外的房间里讨论该做些什么，他们吃着、喝着，而且很愉快。隔壁的病人正在一点点死亡。最后，这些外科大夫们看着病人，做一些工作，然后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事情。”
有些人从其他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ＦＴ的评论员露西·凯拉韦Ｌｕｃｙ Ｋｅｌｌａｗａｙ在论坛前一天宣布，她这辈子从没有到达沃斯论坛上去凑热闹。这位前优秀新闻记者认为达沃斯是拉关系认识人的高级交际场所。人们乘上飞机、穿越云霄，拎着手提箱，里面放着厚厚一摞名片和一叠光亮的请柬，不过是为了把自己的关系网弄得更大些、更结实些。
美国缺席
论坛此次提出的许多难题，假如没有美国的参与，要真正解决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但美国这次却缺席了，内阁成员仅来了一位穿着火红外套的劳工部长赵小兰。
美国的确有正当理由缺席，一方面布什要发表就职演说，国务卿赖斯要接受国会聆讯。伊拉克大选也正在节骨眼上。但布什此次就职演说中他基本上没提怎么总统如何治理美国的问题，而是大谈怎么把民主和自由扩大到其他国家。他的最主要的盟友，英国首相布莱尔却在论坛开幕那天说，如果美国想要世界其他地方成为其制定议程的一部分，他自己就必须成为这些地方议程的一部分。布莱尔以“全球变暖问题”为例进行了说明。“我支持《京都议定书》，但有些人却不支持，不过全球商业与经济人士都应知道，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目前，美国一直拒绝在防止全球气温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
美国国会议员Ｂａｒｎｅｙ Ｆｒａｎｋ在达沃斯论坛看到了更让他心惊肉跳的一幕，他想当然地把一位英国女代表当成是他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可该代表却站起来发言说：中国和伊朗是地区稳定的力量来源。Ｂａｒｎｅｙ Ｆｒａｎｋ不得不质问这位“盟友”：“那你认为世界上谁是坏国家？”该盟友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个清单：“叙利亚、伊拉克和以色列”。Ｂａｒｎｅｙ Ｆｒａｎｋ一时失语，他在论坛博客上留下自己的反击：“当我从别人那里听到对美国政策的许多批评之后，我却开始提高支持美国政策的程度。……我再一次在国际论坛上，因为我和其他美国自由主义者或者非美国人之间的鸿沟而陷入僵局（作为政治上的左翼）。我非常担心他们会把在反对某项美国政策上的相同点当成一个反美平台。作为左翼，我有时不同意以色列的一些政策，但是那些把我带入政治的价值观告诉我，以色列是它所在地区的值得让人尊敬的国家。”
另一位与会的美国人没有这么悲愤，他比较冷静地分析了，美国领导缺席的后果：美国领导者的缺席让人目瞪口呆。布莱尔的发言里面有如此多的美国内容，美国能做什么，美国不该做什么。这有点像聚光灯在舞会上，……美国就像是高中里最受欢迎的孩子，酷、有很多钱和女朋友。但是不参加这个舞会，这会发出什么信号呢？我不需要你？我不关心你在想些什么？这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 “‘9．11’把这个世界的问题以一种恐怖的方式带到了我们美国的家，但是我们还是在漠视问题的产生根源……我们是不是变成了我们曾经恨的那种人？”
中国难题
虽然中国这个选项没有被与会者选为最棘手的六大问题，但中国的难题依然存在于论坛的视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还是最热门的话题。只是还没有出现有新意的答案或者对中国新一轮的压力。
论坛第一天，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应邀给予的回答四平八稳。同行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表示，中国已经失去了对美元稳定性的信任，其首要任务是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扩大至盯住更加灵活的一篮子货币。论坛临近结束时，黄菊副总理将做大会发言。随行的央行副行长李若谷自然也会成为焦点人物。事实上，在去年11月份在亚太经合组织金融与发展项目论坛上，李若谷对人民币政策的强硬而幽默的发言至今还在被外电媒体津津乐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目标，但没有时间表，正如美国在1984年就承诺要逐年减少对台湾武器销售，但是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同时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理事、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成员，在与会前就对中国难题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在未来五年内重估人民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发生。美元贬值对欧元区的投资者更有利，如果他们是在中国投资，他们可以比在12个月前多拿到四成的人民币。
“缺少社会安全保障网、区域发展不平衡、国有企业负债，这些问题是否会毁掉中国的经济奇迹？”对于论坛这个提问，诸立力认为：“如果中国愿意对国有企业动手术，将会不可避免地裁员。而且，中国目前还不能证明它的社会安全网络能有效地解决裁员问题，这方面欠了40年基金鸿沟。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问题，但这个鸿沟必须要被填上，可以部分地用税收、私有或者共同捐款。如果再有十年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如果政府执政能力提高，私有化进程将有一个大发展，可能会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一定帮助。”
达沃斯提出的难题很多，却可能一个也解决不了。但人们总觉得达沃斯论坛无可替代，比如希拉克这次的提案，已经得到了110个国家的赞同，现在是需要工商企业做出回应的时候了。很难想象世界上有第二个地方能让一个国家的总统告诉全世界这么多大企业他的主意。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