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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贫困被人避之不及，而企业家则越来越成为令人羡慕的“生物链”的顶端。有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人都表达了对富豪企业家们跌宕起伏、香车宝马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然而，香车宝马并非财富生活的全部，财富与贫困的故事也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事实上，富豪企业家们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少于普通人甚至更多，企业家承担风险是有其必然性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经典地将企业家归同于“创新者”，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奈特则将企业家等同于“风险承担者”。众所周知，收益和风险对称是公平的，而在市场经济中，创新的风险最大，因此其收益也最大。企业家的财富实际上是来自于其所承担的创新风险。
只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企业家闪闪发光的财富生活，忽视了企业家创新的风险和其风险生活。最近，山西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之死，让我们看到了财富生活的另外一面。
2005年1月1日，人们在庆祝新年，但一个民营企业家却在这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警方做出结论：赵系跳楼自杀身亡。死亡的原因，据警方在现场发现的赵的一封遗书，是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等。媒体后续报道的情况是：赵恩龙大约向银行借贷达4亿元，到2004年年底，巨额贷款无法归还，经多方协调达成一个口头协议：由赵恩龙出面筹措款项先归还银行，平账后，银行再将此款贷给赵恩龙，赵再还给借款单位。但是，在赵将款打入银行后，银行却未能按口头约定再贷款给赵恩龙，失信的赵恩龙以死谢罪他的借款人……
原来，在生和死面前，富豪和贫民的差距并不像表面上的财富鸿沟那样巨大。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要平等地面对生和死，都不得不无奈地面对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企业家做大事、成大业，但首先要承担大的风险，否则难逃一死——也许是企业的死，也许是自身生命的终结。这真是残酷的生命交易的法则！
相比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目前的财富积累仍带着“血色”。有资料显示，自1980年以来，仅有记录的，中国便有1200多位企业家自杀，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家。作为在本轮宏观调控中第一位倒下去的民营企业家，赵恩龙之死促使我思考更多的问题。
首先，赵恩龙之死应该能让人们明白，企业家风险的极限是什么，企业家财富与风险的内在关系如何，并因此而尊重企业家。遗憾的是，在中国长期的社会传统中，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而当前，权贵资本与骗子富豪泛滥，再加上分配不公等等，使得中国社会“仇富”意识渐炽，正常的企业家文化也难于形成。但是正本清源，一个社会要想长期繁荣，形成和不断完善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本人对这位企业家的死有一种敬意。赵恩龙的死因之一是因为他极度看重自己的信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以死相报。在我们这个信誉稀缺的社会，他的死亡带有一种对信誉沦丧强烈抗争的悲剧色彩。有人说，相比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本来就不易于建立于中国的制衡制度和负责意识，但所幸中国人还有“羞耻文化”作为补充，使得中国人为了羞耻而不去做某些事，为了羞耻而负起责任来。有调查表明，因为缺乏社会诚信导致中国企业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高达15％以上（而笔者相信，这一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诚信的成本越高，赵恩龙们信守承诺的价值就越大。
赵恩龙的死还再一次提醒人们：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对于民营的发展依然构成严重的不公平。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生成过程中，人们耳闻目睹许多民营企业家的非正常死亡，但还是能听到“生存比发展更重要，谨慎比豪气更重要，赚钱比出名更重要，现金比什么都重要”之类的大道理。如何实施“公平”的总量调控？在开放的经济下，如何保证宏观调控效应的公平呢？
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仍不完善，社会制度的设计需要在风险和责任之间取其平衡，以告别“血腥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家必须对冒险负责，但是不是所负的责任越大越好呢？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这样的社会制度设计将不利于鼓励社会创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的公司制度演变是从负无限责任的公司逐渐被有限责任公司取代的原因。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设计以公司法人的有限财产承担风险责任，虽然也会涉及责任人的责任，但只要不违法，一般不至于使企业家的个人生命陷于死亡的境地。笔者不否定民企要发展就需要更多地防范风险，其中包括政策风险。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有机遇、有风险而不再是“短缺经济”年代有机遇、无风险的时代，因此，企业家不仅要有风险防范的意识，更要有防范风险的能力，但从社会最优创业的角度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做法是值得推崇的，从而杜绝像赵恩龙这样以个人生命负无限责任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发生。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