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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学五年级时，中国最流行的一部电视片名叫《河殇》。记忆犹新的是，其中滚滚奔流的浑浊黄河水，与解说员格式化的抑扬顿挫的语言。后来我知道，它影响了一代人，并使他们相信，中国令人心痛的表现来自于她文化上的自闭，她的历史必须被抛弃。
两位台湾作家在我的青春期阅读史中都充当了还算重要的角色，一位是柏杨，一位是李敖，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使我相信，中国文化实在没什么值得学的，除了向西方学习，你没什么选择——如果你想要他们的自由、民主与西红柿，你就必须接受他们的梅毒与海洛因。
我在上大学时，发现没人愿意和我谈论文化，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很快，互联网出现了，那真是个伟大的发明，不但给你获取信息的自由，还可能让你一夜暴富，政治、历史、文化都开始变得一钱不值，技术才是我们的普罗米修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了，它把我们一下子带进了信息社会。
在互联网的热潮刚刚降温时，这个社会又兴起了企业家热，这些曾被形容成满身铜臭气、仍不能把名牌西装穿得好看的家伙们，不仅摇身变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甚至变成了先进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代表。人们都在看企业家的传奇故事和来自哈佛的管理大师们的管理之道。人人都相信这个主题：在我们的时代，国家的竞争就是经济的竞争，而经济的竞争就是企业的竞争。于是，商业活动决定了国家的荣辱与兴衰。于是，历史又被简化成商业史，很多人会说，中国今天的商业故事不就是胡雪岩的延续吗。
在我刚刚觉得历史要被这个只注重眼前利益的社会所抛弃时，历史热又开始兴起了。很多皇帝都被重新搬上了舞台，很多人开始探索中国历史的奥秘。但是，我又发现了历史被简化成权术的历史，残酷被视作值得赞赏的选择，人们那么热衷于谈论“潜规则”。我不断地在公共场合听到年纪很轻的人作出这样的精明判断：要知道现在中国怎么回事吗？看看《雍正王朝》就知道了。而另一些更老的人则对中国人的精神状况颇感不满，同时又被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鼓舞得信心膨胀，他们说，我们必须复兴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伟大传统，尽管这个传统已经2000岁了。
柯林武德曾把历史学家说成那种在现实生活毫无力量，只能在过往的灰尘寻找安慰的人。而马克思则将历史变成了最令人生畏的力量，你可以从中看到未来的方向。我自始至终在两种历史观中摇摆，一种认为，历史总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它可以彻底地否定过去；另一种则是“阳光下本无新鲜事”，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这两种极端化思维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我相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个社会几乎所有的流行思潮都在致力于败坏思维。就像这次历史热的兴起，在本质上却是反对历史精神的。人们在宫廷斗争和潜规则中寻找原因，以推卸在现实社会中失败或是为自己的行径找到对应的理论依据。历史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所蕴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没有一种因素会在历史事件中起到绝对的作用，文化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权力不行，伟人也不行，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了历史的动力或是阻力，而这种方向感也是不确定的，一些偶然因素将可能很大地改变历史本来前进的方向。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期待寻找到单一的历史决定因素，期待它的改变来获得想要的结果。在漫长的20世纪，我们寄托过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商业革命，期待强有力人物的出现，但是，没一次我们能获得期待中的成功。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