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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所谓制度，用物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规律”；制度，用中国古代老子的话来理解就是“道”；制度，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挂在墙上的繁杂的规章条文。
最近，看到梁小民教授讲述的一个英国200年前的故事，笔者认为故事非常切近中国股市的现实，希望通过转述这个故事中的智慧火花带给关心中国股市改革的各方人士一些灵感，最终能够帮助中国股市走出当前的困局。
《犯人船》背后的制度经济学
18世纪英国探险家到达澳大利亚并宣布其为英国属地，正值大英帝国向世界各地殖民时期，当时英国普通移民主要是到美国，为了开发蛮荒的澳洲，政府决定将已经判刑的囚犯运往澳洲，这样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
将犯人从英国运送到澳大利亚的船运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政府支付长途运输囚犯的费用。一开始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囚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囚犯死亡率极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一书记载，一七九0年到一七九二年间，私人船主送运犯人到澳洲的二十六艘船共四千零八十二名犯人，死亡为四百九十八人，平均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二。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四百二十四个犯人死了一百五十八个，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七。
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罪不致死的犯人在海上运输中实际上面对了一次死刑的审判煎熬。政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从我们熟悉的一般思维方式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有：
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寄希望人性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使他们认识到囚犯也是人，应该为囚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囚犯送往澳洲，其最朴素的目的就是为了利润。他们尽量多装犯人，提供最坏的饮食条件，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是普通的经济学理性行为。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拼命压低成本竞争，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会被淘汰没有生意做。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送囚犯死亡率下降寄希望于人性改良是不切实际的。
由中国社会的经验，我们很快会想到另一种办法就是政府进行干预，政府用行政手段来强迫私人船主改进运输方法。诸如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居住和医疗标准，甚至由政府派官员到船上负责监督实施这些复杂的规定。但政府干预并不是万能的，这种做法成本很高，要严格实施法律就需要派官员到运送囚犯的船上去执法，这样就要在原有运费以外另外再增加一笔庞大的政府雇员开支，因为随船押送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即使派了监督官员，囚犯的待遇就可能改善吗？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押运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压低成本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但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后，鼠辈就敢猖狂了，押送中的囚犯困境可以想象会更遭。
说到这里马上就想到了中国股市，中国股市的当前困局非常类似上面的场景，中国股民在懵懂中拿钱进入了中国股市投资了股票，就像被押上“中国股市”号犯人船的囚犯，而私人船主就像那些仅以圈钱为目的的上市公司。
政府先是寄希望圈钱上市公司能够良心发现，真正为股民负责，好好经营企业回报股民，但实际情况是残酷的，虽然政府各种道德说教运动不断，但圈钱上市公司的恶劣行为依旧我行我素，随意变更投资方向的、乱抵押乱投资的、高投入低回报、甚至转移侵吞募集资金的，各种丑恶行为比比皆是。盖因钱已经先期到手了，至于是否经营的好，回报投资者那就是另外一会事儿了。
政府管理层道德说教寄希望圈钱上市公司人性善良，事实上却得到惨痛结果后，又转换方法祭起了出台复杂规章行政干预的法宝，成立各地证监局，级别提高、增设人员，机构设置庞大，大量发布规章文件，寄希望文件条文起作用。结局却是各种权力寻租防不胜防，寻租落马的官员在十几年中国股市历史中一直不断。中国几千万股民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甚至越来越糟……。
巧妙而简单的制度才是最有价值
其实200多年前，英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巧妙，一、没有乞求船主们发善心，寄希望道德说教的作用；二、也没有设立什么新的政府监督机构，委派什么押运官员。而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创新性修改，实施了一种新制度就解决了问题。
政府不再按上船时运送的囚犯人数来给船主付费，而是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囚犯人数付费来。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好得到更多的钱。而且途中不给囚犯吃饱吃好，把省下来的食物成本变为利润，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但是当政府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能有多少人到达澳洲才至关重要。这些囚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正如牧羊人不会虐待自己的羊一样。这时私人船主就不会一味多装囚犯，因为要给每个人多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还要让他们吃饱吃好，当然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这些抉择与措施是极其复杂的，现在这是船主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情了。
据《犯人船》一书介绍，当政府按这种到达澳洲人数的新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一七九三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四百二十二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经过修改完善后普遍实施，政府按到澳洲的人数和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囚犯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
私人船主的人性没变，政府也不用去立法或建立庞大的机构与人员去监督，只是改变一下付费制度，一切就都解决了。这正是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重要的原因。
股市管理层只管自己应该管的事情
200年前，几百名死亡在海上运输线上的英国囚犯，以他们的生命代价换来了一个新的制度。现实中中国股市几千万股民用13000亿的血汗钱还没有买到一个新的合理制度。
中国股市当前困境毫无疑问首先就是制度出了问题。除了股市结构的股权分置问题以外，最大的问题是在股市管理层，问题在于股市管理层管了太多它所不应该管的事情，许多该管的事情却无所作为。地方区域性股市迟迟建立不起来，原因是被管制不给审批，不审批就任何人开办不了！股票上市也要审批！发行价格也要审批！……几乎到处都是权力审批的身影……，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证监会管这么多的审批项目？近几年来股市管理层新发布的规章文件、办法等文字数量恐怕是世界第一了。
现在中国股市的规模在世界上并排不上号，但是股市管理层的机构规模，人员数量，已经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了。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平均每家上市公司对应的监管官员比例也是名列世界前矛，再这样发展下去，“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的现象一定会在中国股市上演，那么先饿死的就是那个破草帽。
股市不是到处讲究规矩与规章的军营，而是市场经济的散漫而丰富的自由模式。股市是市场经济，是和平社会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战争状态的军营化管理。现实中的中国股市已经有点军事化管理的模式了，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能做，具体的规章条文办法之多！之复杂！没有哪个业内人士能说的清楚。就差大家一起出早操，齐步走，喊口号了。这样的管理方法能管好市场经济的股市吗？权力寻租到是层出不穷，管到现在全国证券行业要系统性崩溃，管到股市管理层大有众叛亲离的困境。制度建设难道就是发布一些枯燥的繁杂的法规条文？
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借鉴“犯人船”制度
现在所有人都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些认为是“非常复杂的”，一定是为政府越俎代庖了。政府在解决这个复杂问题时，如果管的太多，想的太多，必然陷入复杂管制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就像上面的那个故事，政府如果想管的太多，想当船长、又想当领航员、炊事员、保健医生、甚至造船技术员等，就陷入了复杂化的泥潭中。就类似于现在的中国股市股权分置问题，事情关联非常复杂，利益牵扯极端复杂。
如果我们从“犯人船”的故事中汲取智慧，其实只要政府管理层理清认识思想，对政府来讲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了！怎么制作解决问题的方案，用什么经济学原理，采用什么技术手段，什么人来制作解决方案？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必政府来考虑，这应该是市场力量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政府考虑这些问题必然陷入复杂化泥潭中，权力寻租力量就马上附着上来，必然走向权力腐败的陷阱。
政府已经出台了最佳方案只需要尽快实施
其实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政府已经提出了最优的解决办法，就是国九条提出的“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上，要特别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这类似于制定了“下船付钱”的新制度。
选择“下船付钱”的新制度后，政府管理层就只剩下一项技术性工作“制定囚犯下船后应该支付的金额数目”，是10英镑？100英镑？还是1000英镑？付10英镑可能没有人愿意干这件事，付1000英镑又可能导致社会出现引诱犯罪的浪潮，因为“犯罪”有利可图。100英镑可能刚好，政府只要用这个价格杠杆来调节船主的行为和囚犯到达率就足够了。
所以中国股市政府管理层剩下的工作，只需要借鉴200年前智慧，只需要界定一下“流通股股东利益得到特别保护的价格标准”就行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价格标准是“流通股股东利益得到保护”的价格呢？是IPO发行价？是上市开盘价？是历史最高价？还是现实收盘价？还是其他什么价格？在此，笔者建议政府管理层采用“流通股历史加权平均成本（三年或五年）的价格”做为流通股利益保护标准，再规定一个类似船期的时间界限。其他剩下的工作，如方案设计、实施等由市场力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股权分置”问题就会彻底而迅速的得到解决。如果政府还不放心，则可以由“民营企业”先来试点吗！就如同上面的“首先的三只船”来看看效果，取得经验后再修改完善制度。
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性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最有煽动性的说教，还是最严酷的法律。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去向什么方向引导。
引导人的行为有三种方法：道德说教、政府干预和制度规范。这三种方法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道德说教依靠对人性的改善缺乏约束力。政府干预代价高，干预过多会有损于个人自由。制度尽管也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但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还是最有效的。这正是经济学家重视制度的原因。重要的是设计出其合意结果最大、不合意结果最小的制度。而且，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改善和完善制度。
我国改革二十余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正是制度变迁的结果。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是缺乏制度或制度不完善的结果。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正在于企业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或薪酬制度。我们今天读《犯人船》这样的历史著作，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或重温澳洲开发之艰难，而是要了解制度比人性和政府都重要。沿着这个思路，改革才能成功。这也就是古为今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