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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关心春运火车票的事情？因为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在春节前后，由于想买火车票的人较多，而火车票较少，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秩序混乱的现象。现在需要一种办法，恢复正常的秩序。
如果认为这种秩序的混乱无须解决，那当然就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在此，我假设此秩序混乱应该得到解决。
当供需不一致时，解决的办法无非是：1.使供给增加，2.使需求减少，3.同时进行两个过程。不会有其他的办法了。
铁路的垄断地位搅乱了许多人的思维。他们认为，打破这种垄断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只有打破垄断，才能使价格刺激供给的效果得以实现，从而实现供需平衡。不设法谋求打破垄断，而一味主张涨价，轻了说是避重就轻，脑子糊涂，重了说简直是狼子野心，助纣为虐。
这种意见并不像其主张者所想象得那么正确，但为了简化讨论，暂时假设其正确。那么，是否可以先讨论这个问题：在垄断局面不变的情况下，怎样把垄断的危害降到最低？怎样尽可能建立良好的春运秩序？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假设供给不变或者只能少量增加，用什么手段减少需求？
用什么标准分配火车票？
强调中国人重视春节、一定要回家，威胁说有的人买不到票就要革命，讲述过年不能回家的悲惨心情，都无济于事。既然要减少需求，就意味着使一些人得不到火车票。于是，问题进一步转变为：怎样挑出那些能得到票的幸运儿？按照什么标准进行挑选？什么人应该在春运期间得到火车票？
有人提出了标准：穷人、辛苦一年的民工、弱势人群等等更应该得到车票，而那些骑着骆驼通过针眼才能上天堂的富人应该放弃和这些人争夺车票。
首先可以指出，这种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没有办法在出售车票时根据人们的财产对他们做清晰的划分，而且还要确保划分线以下的“穷人”的数量恰好等于车票的数量。这项工资所需的调查量和计算量太大了。
其次，如果这个标准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其他的标准似乎也没有理由不接受。而且，可能的标准是无穷多的。
比如：离家时间长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更重视家庭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对国家贡献更大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对铁路贡献更大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出价更高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行政级别更高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排队更久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学历更高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学历更低的人更应该得到车票……
每一种标准的理由都足够充分，但是，这些标准往往是互相冲突的，也就是说，采用任何一种标准所得到的“公平和正义”对于其他标准来说很可能恰恰是“不公平和不正义”。
因此，偏爱某一种标准的人并没有理由声称自己比偏爱其他标准的人更有道德、更有爱心，除非他满足于自欺欺人。
但是，这些标准之间在交易费用上是有差异的。可以证明，以出价多少为标准时，交易费用最低。而有些标准，是可能导致惊人的高昂交易费用的。
而且，一定会出现一个标准。必须做出选择，不可能拒绝所有的标准。
如果拒绝以出价多少为标准，那么，必然引入其他标准，正如现实中的那样。以排队时间长短、和铁路员工的关系深浅以及对黄牛党的出价多少等等为标准。
看不出来这种标准在付出更高交易费用后的道德优势何在，实际上，我只看到道德劣势。
有人以为，现行的标准虽然有种种不足，但至少增加了穷人得到车票的机会。他们认为：也许穷人就愿意接受“低价 + 辛苦排队”的价格结构。他们无法挣到足够的钱，但他们情愿受苦受累，这是他们惟一的选择。为何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愿望呢？
概括来说，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无法确保愿意受苦的穷人能够成功地以“低价 + 辛苦排队”换取车票。
要想这样做，首先要把这些人挑出来，但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或者说，交易费用太高。如果维持低票价，就只有向所有人维持低票价。开行闷罐车好像实现了这种挑选，但高唱道德的人会容忍闷罐车吗？
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固然有可能用辛苦去填补票面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但其他人（更富裕的人）填补差距的手段更强有力：买黑市票、利用人际关系等等。富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供使用，而民工是极度缺乏这些资源的，比缺钱更缺乏！而且这种资源的竞争比钱的竞争更加不透明，更加依赖身份和社会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穷人在挣钱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非经济手段上，他们只会败得更惨。指望着穷人用辛苦去对抗他人的多种优势，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于是，实际结果是，低价向穷人传递了“你们有可能买到票”的错误信息。穷人便去辛苦地排队。终于排到了，却听到“票卖没了。”
这不是拿穷人当猴儿耍吗？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道德。
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车票，至少应该避免无谓的浪费。继续维持低价，就等于继续传播虚假的、促使人们投身于无谓劳动的信息。硬说这样才符合道德，不知原因何在。
也许人们会因为买不起车票而心生怨愤，可是另一方面，得知票价很低，自己是可以买得起的，但就是买不到，或者即使可以买到，价格要贵许多，同样买票，自己比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是要多花钱，人们也会怨愤。这两种怨愤哪一种更大呢？我不知道。但如果一定要我选的话，我相信后一种更大。
如何扩大供给？
接下来该考虑怎样扩大供给了。这时，可以把开头的假设——打破这种垄断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只有打破垄断，才能使价格刺激供给的效果得以实现，从而实现供需平衡——改变一下了。
我认为，对于春运期间的铁路客运供需矛盾，扩大供给并不见得是好办法。铁路建设投资大、周期长、灵活性差，而春运的客流高峰实效性很强。现在的铁路运输在平时已出现运力过剩现象，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春运而大量修建新线路，势必导致平时的闲置，从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虽然铁路的垄断应该改变，但即使铁路实现了私营，我预计私营业主也不会仅仅为了春运就大量投资基础建设。对于春运这样的客流高峰，合适的办法是尽可能利用多种运输手段。与铁路相比，公路运输、航空运输都可以较为容易地扩大运力，且避免平时的闲置。但怎样使旅客转向公路和航空呢？还是要靠价格。目前公路运输基本已不存在垄断，航空的垄断已大为削弱。这时，铁路的票价提高，会刺激其他运输方式的供给，从而缓解乃至解决春运问题。
那么黄牛党呢？古老的西方谚语说：如果不能战胜他们，那么就和他们一起干。提升火车票价后，可以预计黄牛党将大为减少。但黄牛党并非一无是处，尤其在春运期间。此时需求变化会很频繁和复杂，如果也相应地频繁调节窗口售票价格，会得不偿失。这时，可以考虑在现有黄牛的基础上建立二级市场，在二级市场上票价将会更灵活地变动，且交易费用很低。警方的执法成本将大幅降低。二战后的德国，英美占领区和苏占区都有大量的黑市交易。英美人的办法是开设正规的交易市场，至少避免了占领军用一条香烟换德国人一架钢琴这样的交易。随后，又推出了货币改革，解除了价格管制，黑市很快消失，而俄国人始终在打击黑市，结果，直到两德统一时，东德的黑市一直都很兴旺。也许有人认为那是因为俄国人的打击力度还不够大。虽然我没有实证证据，但还是可以肯定，这种观点是荒谬的。
春节回家到底有多重要？
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是：春节回家到底有多重要？
这似乎是引发煽情的好题材。以至于，在这方面进行经济学的讨论简直是冷酷无情。似乎中国人在春节时的回家愿望将冲破所有无聊的计算，将是不计成本的。
不过，我从不相信类似的“不计成本”的神话。那些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可不是每年都回家的。难道他们不想家吗？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回家的成本太高。
近来有报道，为了满足城市春节期间的“保姆危机”，一些农村人特意在春节期间进城给人当保姆。这些人都是活雷锋吗？或者他们不再保持中国人的传统？当然不是。看来，只要收益足够高，春节不在家也是可以接受的。
煽情是可以的，但最好不要同时伴以自欺欺人。
现在的现实是，铁路的运力不能满足所有人春节回家的愿望。合适的票价——即使较高——将向人们传递这一信息。而低票价却掩盖了这一信息。不少人以为，掩盖了信息就等于改变了现实。看来，王小波笔下的花剌子国王还是后继有人的。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