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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层在广播与通讯系统是否融合间艰难取舍
□记者 王晓玲
2004年12月31日，这个原来外界所盛传的国内数字电视地面标准另一个出台期限再一次不明不白的过去了。此前，多位专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均透露，2004年年底前“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出来”，但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国家发改委仍没有发布任何消息。
也不是毫无进展。2005年1月，本刊分别采访了漩涡中心的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方，双方均表示，虽然离正式标准还差得远，但确实是在12月31日前，“初步确定了融合方案的草案”。
2003年底，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的协调下，曾参与数字电视地面标准制定的5家院校代表组成了联合工作组，用近一年的时间，起草了这份标准草案，目前已经呈送给有关部门。
为了确定这个草案，2004年的最后几天，参与几方每天都在中国工程院的主持下开会。“我现在不能跟你透露任何消息，而且我就是说了也没用，可能今天我所说的事情，明天的会上又被推翻了。”这是其中一方当时对记者的解释，从中不难想像这个草案制定过程之艰难。
对于这个几方在联合工作组中争吵了近一年终于吵成的方案,各方的看法也无法统一。其中一位专家的评价是“一个大拼盘”——“不能说是融合方案，而是一个拼凑方案”；另一位专家则认为“有了很好的基础，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对这个“大拼盘”进一步了解后，记者发现，虽然终于拿出了融合草案，但如果仅从方案本身来看，这个草案离能够出台的正式标准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双黄蛋与大拼盘
目前的草案与上海交大、清华大学这主要的两方预先设想的方案差距实在太大了。
2004年12月17日，上海交大数字电视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上海交大的孙军教授对《商务周刊》讲述了他所理解的融合方案。
“如果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清华的方案是一个鸡蛋，我们的方案也是一个鸡蛋。在融合前，大家都想拿自己的蛋打掉对方的,但国家不让你打，让大家把两个蛋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双黄蛋。”孙军指出，这个双黄蛋，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蛋壳、蛋白是共同的，只在调制方式上有两个不同的蛋黄”。
清华方面的看法与之基本一致。“只有调制方式由于单载波、多载波的不同技术路线无法共用，不得以用一个开关将之并联在一起，其他所有的资源都应该共用。”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主任杨知行教授说。
但问题在于，虽然双方对于融合有了基本的共识，但草案制定却并未水到渠成。
“现在的方案还有相当部分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就将几方所做的东西都串进草案，然后拿开关去切换。”一位专家对记者说，也因此，目前的草案中“留下了太多的开关”。
由于交大和清华的方案均未能通过一年前的测试而成为国家标准，最初的5家方案的制定者——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播科学研究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都进入联合工作组。除了西电外，其余4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或多或少的“串”进草案中。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结构都串进了两家甚至三家、四家的方案。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在联合工作组中，大家一年来争论的并非无法融合的部分，而是在绝大部分可以统一的地方争执不下——交大和清华的方案除了最核心的调制方式不同，其余的部分都可以统一，但问题在于统一在谁的方案上。
“对于国家标准来说，当然采用哪家的方案都没问题，可是双方已经在这些具体的解决方案中申请了大量专利，用谁的都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收益。”一位知情人这样说。
在2004年初，几方都曾针对融合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但无一例外的只保留了蛋黄的区别，其余蛋白、蛋壳都完全是自己原来的方案，这样的方案自然不会得到其他各方的认可。
在长达一年的争论后，联合工作组终于拿出了拥有“很多开关”的“大拼盘”。但显然，到标准正式出台时，草案中的开关都要被去掉，只留下调制方式一个开关。“目前的方案将为未来留下太多要做的工作。”一位联合工作组的专家认为。
下面的工作自然是去掉那些多余的开关。程序是要拿出功能样机，然后一项一项进行测试，以决定每个开关中谁的方案更优，决定取舍。但目前的问题是，12月31日的融合方案还停留在计算机仿真阶段，联合工作组从1月初才开始功能样机的制作，而在功能样机制作完成后才能开始测试。
但时间已经不多了。按双方透露的时间表，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是在春节前拿出标准，这看起来已经相当困难。
清华、交大跑马圈地
虽然标准的出台遥遥无期，但上海交大的单载波方案和清华的多载波方案倒都“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北京联合工作组争吵的同时，两方都全力以赴的在全国各地方电视台“跑马圈地”。
在清华大学杨知行教授的办公室内，挂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地图上国内已经上数字电视的东南各省有的被涂成蓝色——蓝色代表欧洲标准，而在河南、江西、天津、吉林、湖北、河北以及长沙、广州、青岛等地方，则是深浅不一的红色，这是清华标准已经或者即将得到应用的地盘。杨知行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清华标准的市场进展。
与清华不同，上海交大为记者出示了另外几张地图。这是上海、北京、香港三地的城市交通图，交大已经分别在三地完成了测试。据上海高清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总裁夏平建称，在这几次测试中，上海交大的移动接收率、接收灵敏度等指标都超过欧洲标准。
清华和交大的行为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虽然困难重重，但既然国家发改委有国家标准年内出台的要求，双方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即使一些地方现在采用了交大或是清华标准，未来国内标准确定后强制推出也仍需要换成新标准。
一个理由是阻击欧洲标准。
作为标准的使用者，广电系统对于采用国内标准的态度一直有些暧昧。国内标准久悬不决的同时，国内多家地方电视台已经提前采用欧洲标准。
“在机顶盒生产商、设备制造商等多方代言人无孔不入的渗透下，广电系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支持欧洲标准的。”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联合组专家称。目前全国有100多家电视台可以提供有线的数字电视节目，均采用的是欧洲标准，也就是说，在数字电视的有线标准方面，欧洲标准已然成了事实标准；而对于迟迟未能出台的地面标准，“欧洲标准可能成为事实标准”当然成为双方共同的担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交大、清华“阻击”欧洲标准的行为得到了广电系统之外的权力机构的默许，并获得了相当的进展。2004年12月28日，湖南长沙举办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仪式，长沙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从原有的欧洲系统向清华系统的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此前，青岛等地也先后停播了欧洲系统，转向清华一方。
杨知行指出：“去年年底的融合草案的最大意义在于，中国向欧洲标准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地面标准上，中国会坚决采用国内标准，而不会坐视欧洲标准成为事实标准。”
而另一个理由，则是基于对未来正式标准推广的猜想。
虽然融合标准留下了多载波和单载波这个开关，但拨动这个开关的手属于广电总局。那么，广电总局会不会允许各地方电视台采用不同的调制方式呢？即使不考虑接收机必须同时置入两套解调系统的成本问题，加开关的办法带来的频率损失也不容忽视。杨知行介绍说，广电部门会认为这给数字电视的频率规划带来问题，本来只要一个频段，就可以把中央台的一套节目全部发到全国，如果两个制式可选，北京选一种，天津选另外一种，那么为了不使频道互相干扰，就要把他们两个的频段错开，这样一个节目要两个频道才能覆盖。
“频道资源就这样浪费了，这种浪费是不可以原谅的，就像水和空气，都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杨知行强调。因此他认为，广电总局很可能会在信号发射时就指定单载波、多载波其中一种调制方式。也就是说，被选中的方案实际上将成为事实标准。
广电的手
广电究竟会怎样选择？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即使只考虑技术问题，上海交大的单载波方案和清华的多载波方案就让人很难抉择。
如果仅从广播系统本身来考虑，单载波具有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2005年1月16日，上海交大进行了交大标准ADTB-T的整套演示，内容包括高速磁悬浮上的高速移动接收、各种应用演示及与其他标准的现场对比测试。“演示证明了交大系统是能最大限度满足我国广播应用需求的，而且是世界上惟一不依赖GPS系统的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孙军称。
孙军认为，这些优势都是欧洲标准望尘莫及的。2004年7月，在全国城市电视台技术协会会议上，欧洲DVB-T标准的代表明确表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DVB-T只能确保95%的移动接收率。
“对于广播系统，这个接收率是不行的。95%是什么概念？就是5%的信号是接收不到的，与模拟电视不同，数字电视接收不到信号就会出现黑屏。”孙军认为，这种接收率根本达不到广电系统的覆盖要求。
孙军透露，交大的接收目标是99.9%。“这是单载波在广播系统天然的优势。”他介绍说，而且交大的方案在单载波原来的优势上对缺陷实现了突破，“单载波的一个问题是不能支持移动接收，交大恰恰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孙军对记者说，实际上，上海交大选择单载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了两个系统的特点后，我们认为单载波的很多优势更能适应中国的广播环境，惟一的缺点是不能解决移动接收。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有突破，既保留了单载波的优势，又克服了问题。”他说。
但是，虽然单载波有着种种优势，在世界上只有美国、韩国等少数国家采用，目前欧洲、日本、巴西等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多载波，其中最为盛行的应该算是欧洲标准。
杨知行认为，选择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单载波只是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用，而多载波几乎是全球性的？巴西、欧亚等很多国家在选择制式的时候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用的制式必然有它的优势。”
尽管单载波在接收率、接收灵敏度上具有优势，但杨知行认为，数字电视广播是一个宽带无线传输问题，单载波既不具性能先进性、又难于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其最大的弱点还在于不具扩展性。“如果将来要和通讯融合，就要做彻底的改造。”他介绍说，运营商在选择的时候，远远不止考虑一个参数、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看方案能不能满足需要，“不仅是现在的需要，也要考虑将来”。
孙军认为，现在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政府究竟想要什么”。在广播上，单载波的优势非常明显，但通讯网的主流调制方式是多载波，“清华大学选择多载波，也正是基于广播将来会与通讯有某种程度的融合这个想法。现在国家面临的选择是，究竟是要搞一个广播标准，还是要搞一个跟通讯有牵扯的标准。”
如果考虑到未来与通讯的融合，清华的多载波方案自然是更优的选择。但上海交大的理由是，中国不是日本，也不是瑞典，中国有自己的特色，目前开通数字电视系统的大多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将来模拟向数字过渡后，数字电视显然存在普遍服务的问题，这时单载波在广播上的优势就显得更为重要。
孙军介绍，单载波在发射端的优势十分明显，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单载波峰均比更低，“而这更切合中国广播实际”。
较低的峰均比意味着对发射端的功率要求较低，交大方面认为，对于中国许多地方电视台，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且，孙军认为，多载波保持同步需要加入GPS信号。“广播系统是大众获得信息最直接的手段，如果系统的运行依赖于系统之外的、卫星上的东西，那么对于国家信息安全是有影响的。而交大的单载波方案不依赖于GPS，不需要卫星，光凭自己的系统就可以了。”他举例说，香港对这一点就非常注重，香港山多，发射点大多建在山上，一打雷时GPS就可能中断，重新启动要半个小时，给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单载也好，多载也罢，双方都有自己言之成理的说法，也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的明确表态。2005年，清华、交大将继续在摇摆不定的广电系统间四处游说。
标准协调机制
广播系统由模拟向数字过渡，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目前我国数字电视的发展明显落后于预期，虽然不能说地面标准迟迟不能出台是其中惟一的原因，但至少也已成为产业瓶颈之一。
实际上，正如孙军指出的，中国在数字电视技术上的研发中也算是“深谋远虑、高瞻远瞩”。1980年代后期，在日本刚刚开始进入下一代高清晰电视的研究时，中国即紧跟其后，1989年即启动“高清晰电视软科学研究”，并制定了“两步走”的产业化规划：第一步，在两年内认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建立一套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系统；第二步，进行高清晰度电视的试播，尽快建立相关的产业基础。在前两步基本实现后，有关部门又提出第三步规划：密切关注研究开发势态，以便及时确定我国高清晰度电视的制式，也就是标准。
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功能样机试播完成之后，很快进入标准的制定阶段。但这最后一步却一波三折（详见本刊2003年12月1日封面故事《谁在拖数字电视的后腿》），也造成中国一批对此投入巨资研发的消费电子企业陷入被动（见本刊2004年8月5日封面故事《数字电视的龟兔赛跑》）。
2004年11月5日，本刊还刊载了一篇名为《中国技术标准能否重塑您所在行业的面貌》的分析报告，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德勤在文中分析道，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公司正在努力尝试打破发达国家对技术标准的限制，打造新的技术标准以获得经济优势，以此降低中国对国外公司的信赖程度，培植自己的科技产业。文中指出：“标准的制定中，中国并非只与国外的政府和部门进行竞争，中国也在跟自己竞争。市场上的各股力量都力求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施以更大的影响。”
在数字电视标准制定中，这种角力更为明显。凡是标准，都会对各方妥协，但数字电视地面标准的问题在于，单载波和多载波是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技术上的无法妥协表现在了标准上。
而外界似乎还没有看到政府有明确的机制来协调这种角力过程。一位参与者对记者说：“联合工作组的主要问题是，既没有产业参与，也没有国家主管部门的介入，只是各家研发单位在数不清的会议中争吵， 而且过程又是黑箱操作，任何不合理现象都不可能透露出来。”
在国外，这个难题可以交给市场。1993年初，美国三家企业联合多家研究机构提出了4种不同的标准，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专家们无法取舍时，考虑到尽快启动市场这个各方的共同利益，这几个标准很快联合在一起，在当年5月自动组成了大联盟标准。
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标准制定协调机制呢？很显然，中国的问题注定无法完全交给市场。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