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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和流通股股民心下滴血地承认：扼杀补偿式全流通希望的一大恶行是国有发起人非流通股股东的疯狂大转让。因为国有发起人股股东对流通股股民的“欠债”，会随着发起人股股东的“土遁”隐身而致流通股股东于有债无处讨的绝望境地。
流通股股民掏出十元买一张股票和国企大股东一元钱买一张股票，分得同样的一份利润回报，世上肯定没有这个道理；十元钱换回一张股票，真金白银一过手，就有一大部分成了别人的净资产，世上肯定也没有这个理。所以我们的股市设计者才创造性地生出了“十元股可流通，一元股不流通”的限制条件。忽然间约定不流通的也要流通了，限定条件也就消失了。限定条件取消，是否意味着过去还认的公理今后不认了？各类参与方不得不心生同样的疑惑。
设计者没有在高市值之际强行全流通，说明他们还在顾念小股民，良知尚在。然而设计者又策划了非流通股“场外”、“场内”的“合法”转让（无可争辩，场外转让也是一层策划），显然是又顾念起发起人大股东怎样保全早已到手的天降财富。两头都要顾，难免神情恍惚，方寸大乱。各方人士如能平心静思，就可看出设计者正处于“灵”与“肉”的苦苦选择之中。
愁肠愈重，理智愈昏。若是铁定了心肠宰割你小股民没商量，也就无需“场外”、“场内”的穷折腾了。既然折腾，就是还想着给你流通股股民一个说法：“看看人家发起人股东的股票已经没有了，到了新股东手里了。人家新股东可不欠你流通股股民的人情债。”希望你能自认倒霉，割舍心病。只是这样的无赖说法实际上成了谋害流通股股民的暗器，令小股民更是愤然、不服。
中小投资者在孤立无援之时总习惯于埋怨学者专家的失智、失职。其实关键时候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的良心和智慧。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日积月累地存储着问题，而在寻求解决方案时总习惯于以“特殊国情”下的政策之手排斥法律之手。其结果是因为政策践踏了法律和规则，在每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生出了新的、更加挠头的问题。中国股市行程的每一步，莫不如此。
比如股权分置，世上没有先例，我们因为特殊国情就可以首创。然而首创的股权分置下，净资产的归属当然也应该分置。这是法理！是公理！我们却不。我们的设计者为了达到自己预定的目的，可以在遇到人类公理障碍的时候，就搞政策首创；在首创的歪理大牌局之下，遇到对自己心思的程序，就拿惯例来说事儿。于是我们把不同股东出资的净资产按照同股同权的股份制通理来搅和；价格相距十倍的不同价股票却按照同价股票的分配原则享有相同金额的利润分配。
笔者以为，全流通后的中国股市应该是法律框架下的股市，参与各方的合法身份应该无一能逃避法律的审视。从法律上讲，中国股市有三个基本现实无法变更：
第一，如果承认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欠债”，则债权人是流通股股东，债务人是发起人股东。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更。债务人的偿债责任不会随着财产的转移而转移。债务人硬是在某种保护下将债务票据转移，问题也不大，因为那票据上已赫然写着：“非流通股！一元一股！”
第二，既然非流通股转卖的受让人承接的是一元一股的非流通股，实际的转让价格低于票面价值也好，高于净资产价格也好，都是二位协商的价格，与流通股股价无涉，与政策法规无涉。没有人向你保证将来的某一天，一元一股的票子可以当十元的卖！你既然愿意以三元一股的净资产价格买入一元一股的股票，那么一元股票不升值的风险当然需要自行承受。
第三，股权分置下，股价也必然分置——法律能够认定的非流通股股价只能是非流通股的初始股价及其自身的增值或贬值价格；股价分置下，净资产值也必然分置——只要股票不是赌局中的筹码，股价必然体现股权所属资产及其增值能力价格。世界经济史、金融史上因为没有过股权分置，所以世界经济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股权分置的企业，净资产不分置”的论述。从经济学原理上讲，当然是“股权分置——股价分置——净资产分置”！按照这一原理，流通股股东的净资产，法律不会错记到非流通股股东的账上。
社会各方如果认准了这样三个法理事实，一旦我们的设计者确立了补偿式全流通方案，还有什么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呢？非流通股那张票子从哪只手上递过来，它上面都写着一元一股！而流通股股票，谁也抹不掉价格上数倍于非流通股股价的事实。
从逻辑推理上讲，上述推论绝无漏洞。它说明了现在的非流通股转让，不管是挤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堂而皇之地进行，还是又躲到场外去偷偷摸摸地交易，在法律的层面上都没有必要担忧会出现更多的障碍。但它的逻辑前提却不十分牢靠：万一全流通后的中国股市仍然不在扭曲的法律框架之下运行？那么政策风险就只好还是由我们流通股股东来承担。
投资者若不想承担这个风险的话，社会各方真正应该忧虑的，不是患复杂，而是患不法。
（ 责任编辑：佳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