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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空前
一份关于中国地下信贷规模的专项调研日前刚刚公布，在这份报告中，中国地下信贷2003年的实际交易规模被锁定在7500亿元左右。
这份调研是由中央财经大学地下金融课题组完成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下，该课题组于2004年1～2月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了地下金融规模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调查。按照不同的测估标准，调查分私募基金、地下信贷、地下货币和资金流量等几大部分，有关调研结果将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
课题组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表示，地下金融的调研目的是通过对国内地下金融的规模和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测估，力争客观反映地下金融的现状及其问题，并对决策部门提出相关建议。
“根据我们的调查，地下信贷2003年一年发生的交易额相当于地上金融三成左右，参照地上金融的规模，地下信贷的规模大约在7400亿元～8200亿元之间，最大可能在7500亿元左右。”李建军说。
2004年7月，李建军曾公布了关于私募基金的专项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目前国内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大约在6000～7000亿元之间。
课题组还设计了地下金融对经济影响的三份调查问卷，题目分别是“对正规金融影响”、“对农村经济影响”和“对当地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选择“对正规金融影响很小，银行、信用社的存贷业务正常”、“补充了正规金融的不足，对农村经济发展有利”和“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三个答案分列三份问卷的首位，分别为34%、49%和38%。
李建军表示，在不同方面和不同地区地下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对农村经济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而对当地经济的负面影响则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地下金融活动对正规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分流存款、分割贷款业务，形成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政策不利。地下金融贷款利率高，对借款人有比较大的压力，很容易形成不良贷款，一些地下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地下信用体系的运转，演变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李建军建议在消除有关政策管制的同时，应允许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室主任易宪容博士曾撰文表示，大量的资金流向非正式的资金市场,这说明国内的正式金融体系已经开始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经济的需要了，在正式的金融体系内没有一种资金供求畅通的渠道。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走出计划思维模式，还没有走出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与干预太多，“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问题并不是国内资金短缺，也不是企业资金需要过大，而是没有合适的渠道与合适的收益率把资金供求关系联系起来”。
比重上升
为保证调查的准确性，调查组分兵76个独立小组，分别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同时还对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司法、检察、公安等接触地下金融的人员进行了大量深入采访。
民间金融比较发达的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各省，隐形经济比较盛行的黑龙江、辽宁、河南等省，云南、贵州等西南边贸发达和经济相对落后省区都一一列入实地考察范围。
地下金融机构大部分是银行性质的中介机构，业务量主要是存款和贷款，其中贷款规模更能反映其业务规模。另外，从融资角度而言，农户、中小企业只能通过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进行。因此，调查决定采用贷款来衡量地下金融的规模。
为形象地表示地下金融规模，调查组编制了金融规模指数。调查显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这意味着从全国被调查省份的总体情况看，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
从地区分布看，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地下金融规模和深度不甚相同，西部和东部的地下金融规模要远高于中部。西部7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为28.98，东部8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为28.66，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为25.2。
从调查的20个省、区、市指数排序看，排在第一位的是黑龙江省，指数达到53.4，最低的是贵州省，指数只有4.7。指数在30以上的省份还有辽宁、福建和陕西。从中不难看出，东北地区是我国地下经济比较盛行的地区。福建是我国民间金融发达的省份，指数排在第三位也可以理解。陕西是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西安、宝鸡等城市金融基础比较好，其地下金融也有一定的规模。
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在20～30之间的省份有浙江、山东、内蒙古、广东和河南，这几个省区民营经济发达，隐形经济也有一定规模。需要强调的是，指数高只是说明非正规途径融资的比重比较高，并不等于融资的绝对规模大。显然，东部省份中小企业的经营业务规模，要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业务规模，相应的非正规融资绝对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调查还发现，农村经济一定程度上依赖非正规借贷，全国15省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多种模式
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的模式，试验通常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而地下金融最先就是在新旧体制转轨的实验地区产生，其他地区随之模仿。受各种因素影响，地下金融南北差异明显。目前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间接金融活动为主的“浙闽模式”。我国民间金融最早产生在经济市场化改革先行地区（如浙、闽、粤）。因为这些地区处在改革前沿，市场机制的作用较强，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较高，经济也比较发达，对资金的需求大，闲置资金的存量也不小。同时，由于金融业尚未大规模推进市场化，金融机构仍然是以国有银行为主，非公有制经济的正常融资渠道狭窄。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民间金融率先在浙江省出现，福建、广东等省随之兴起。民间金融以提供短期信贷为主，很少有中长期借贷，主要服务于农村经济和私营经济。这种以间接信用为主要服务内容的民间金融是东南沿海地下金融的主流，被称为“浙闽模式”。
农村标会是“浙闽模式”的典型代表，在浙江和福建很多地区非常普遍。标会的主持人是会头，同时也是中间人。会头向入标的会脚（出钱的会员）许诺高利息（一般年利率在20%～50%，一次性结清），再把标会筹到的钱以更高的利息放给急需资金的人，从而赚取中间利息差。一个标会的规模不等，吸收资金的额度大小不一。从实际情况看，民间标会融资的高利息背后蕴涵着巨大的风险，从标会中高息融资的会脚们只能将资金投向高回报的市场，而所谓高回报的市场，风险是巨大的。
第二种模式是以企业融资为主的“北方模式”。中国北方的大部分省份，地下金融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民营企业直接向社会非公开集资，集资方式五花八门，包括股权式、债权式、信托式、存款式，等等。民营企业创建时期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股份属于非正规股权融资，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向不特定多数人募股，就存在比较大的信用风险隐患；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发行债务凭证集资，在没有外部监管约束的情况下，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通过破产方式逃废债务的案例屡见不鲜；不少企业通过经营项目，向公众发行所谓“受益凭证”，以信托模式集资，如山西××酒业公司，通过种速生林项目发行所谓“绿色财富计划”受益凭证；还有一些企业以高利息回报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为自己融资，名义上经营工商业务，实质上开办银行业务。
在东北某些城市，企业协会内部设有互助金融组织，大企业凭借自己的优势从银行获得贷款，再将款项转贷给协会内的其他小企业，赚取2%～5%的利差。与“浙闽模式”相比，存在于北方广大农村的地下金融活动规模比较小，影响不明显。
尚待“扶正”
“我们中小企业上市想都不敢想，贷款也入不了银行的‘法眼’，如果没钱再好的项目也白搭。只要能借来钱，私人钱庄、向别的企业拆借甚至不正当手法我都会去试。”调查中一个民营企业老板对调查人员坦言。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小企业中非常普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明渠难开只好改走暗道。大量的中小企业把资金血脉寄托在非正规的融资途径上，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走上非法融资的道路。
山东的调查小组就发现这样一个例子：山东某市××商厦推出“存款让利销售”活动，客户只要按大厦要求到指定银行存款，凭存单到商厦可以无偿获得存款额10%的商品，商厦从银行获得贷款。在两年多时间里，“合同购物”隐蔽下的非法融资为商厦吸收公众存款超过2亿元，商厦经理齐××将吸收来的款项以高利息转贷给深圳××公司，深圳这家公司将资金投入股市，造成巨额亏损，1.7亿元存款本金无法偿付。
目前，非金融企业以实业为名变相非法融资已经成为北方地下金融最典型的形式。融资规模也越来越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调查表明，全国中小企业约有1/3强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西部6省中小企业43.18%的融资来自地下借贷，中部为39.8%，东部最低为33.99%。
“跟我借钱的多是朋友或熟人介绍的私营业主，借款主要用于企业的资金周转，还款周期通常在半年以内，企业一般是急需资金，利息自然要高一些。”成都的庄先生直言不讳。
据介绍，成都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参考当地典当行利息，20世纪90年代初是6%，近10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我自己最少的一笔借贷金额是50万元，一年的总借贷额在500万元左右，整个成都地区估计要以亿元来计算了”，庄先生说。
至于四川全省民间借贷的规模，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四川省银监局相关部门还没有确切统计数据。“目前四川还没有非常规范的民间借贷机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合法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但很多人对此还是讳莫如深，要做出具体统计难度很大。”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货币信贷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这种格局完全符合中小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表现出来的融资结构特征，也表明我国三大地带中小企业发展存在成长阶段的显著差异。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已进入中年期（5年以上），依靠正规金融，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比重提高，非正规融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处于婴儿期（0～2年），主要依靠非正规途径融资；中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接近青年期（3～5年），还需要依赖一定的非正规金融的支持。
调查结果还显示，农村民间借贷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手续简便，容易兑现，所以成为农民资金的主要来源，调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资金需求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民间借贷实现的。农户的单笔贷款数额较小，通常只有几百元。四川省渠县农调队对该县200个农村住户进行了一次调查，2003年上半年其借贷资金达68258元，平均每户仅340元。
据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农民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农业银行只能供应5%～8%，农村信用社仅能供应13%～19%，70%以上农民靠民间借贷和私人借款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目前，农民的生产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依靠借贷就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惟一办法。但单纯依靠民间借贷，难以对发展生产提供持续的支持。
由于单笔借贷款规模偏小，高利息借款比重大，抑制农民收入的增加，对发展生产作用不大。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金融财税政策开始向农村倾斜，农民在经济发展上所需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将得到缓解。
专家们普遍认为，民间借贷是除金融机构贷款以外的重要补充，其存在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应当规范、约束、引导其健康发展。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