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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洪馥怡 香港报道
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都由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学家囊括,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出现却令此局面得到了改变,他是全球唯一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阿马蒂亚·森是一位印度的经济学家,1933年生于印度桑迪尼克坦,年幼时受到学校创立者Rabindranath Tagore的影响,对世界的饥荒、贫穷和发展理论作了深入研究,并有其独特见解。
1998年,他凭借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称赞他对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他恢复了从道德角度去讨论重要的经济课题。阿马蒂亚·森曾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任教,在1997至2004年间,他出任了英国剑桥三一学院院长,现为哈佛大学拉蒙大学的教授。
2月17日,他在香港参加了花旗集团及亚洲协会举办的会议后接受了本报的专访,畅谈了中国及印度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贫富悬殊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中印两国应不断互相学习
《21世纪》:中国作为世界的后起之秀,她对全球的经济有多大影响?
阿马蒂亚·森:中国对世界的经济有三大影响,第一是全球的经济体制已开始改变,中国的发展令全球的商品市场营运模式转变,例如她改变了欧洲商品的生产方式。
第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升了国家的地位并有了发言权,中国现在是其中一个领导者,与世界各国在各种高峰会上商讨贸易合作的问题,印度与中国联合发言的时候,中国的声音特别具有影响力。
第三是,世界各国都不断向中国学习,例如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如何能把生意做好,自中国加入世贸后,其全球化的贸易方式,例如与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方的合作关系良好,印度正不断向中国学习各种贸易措施,但我们并没有忘掉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等和贫穷问题,只是从中国身上能学习到市场经济的营运方法,但我们应学习怎样从全球化中获益,而不是把它视为赌博经济输赢的工具,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对世界影响深远。
《21世纪》:中国和印度正在高速发展,人们常常把这两个国家作比较,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指出印度更会超越中国,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呢?
阿马蒂亚·森:我认为人们觉得中国和印度是竞争对手的想法是错误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大家应互相学习。人们都认为国与国之间是竞争对手,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近年来的确有戏剧性的变化,尤其是两国的本土经济发展得特别快,印度的经济开放政策令国家面对很多难题,中国亦不例外。
我和其他的印度人深信,印度沿用已久的自由开放政策会继续维持下去。而中国也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并且已经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在1980年代初,世界各国会把各自了解的东西与别人分享,例如数学和科学、文化、语言和艺术等,因此我认为各国应互相学习、互补不足,中国和印度不存在竞争的问题,中印两国亦应该时常向对方学习。
《21世纪》: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效,与其政治气候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印度是民主自由的国家,经济方面的发展似乎比中国稍逊?
阿马蒂亚·森:我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效,与其政治气候没有直接的关系,反而是着重于当地的经济气氛。中国的领导者鼓励企业发展,而且为推行经济改革做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例如着重改善教育和医疗设备的素质。印度的营商环境由不友善转变为友善,经济增长在无风无浪的环境下,由每年3%增长至7%,我们应满意现在的政治环境。
总括而言,我觉得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在于其友善的营商环境,吸引各国的投资者驻足。即使印度的政治气候不变,其经济环境改变的话,一样可以达到像中国一样每年经济增长达8%至9%的水平。
《21世纪》: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分析,经济发展会促使国家更趋自由民主化,你是否认同他们的想法?
阿马蒂亚·森:其实一个国家的自由民主进程,是取决于政府及人民的意愿,在经济改革之前,1960至197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经济状况感到不满,所以在1979年,中国出现第一次的经济改革。我们不应只单看国民的平均收入,当人民对某种事物有强烈的需要,他们对产品自然有两倍甚至三倍的需求。
虽然中国存在不平等问题,但中国政府已经留意到这些问题,并且正积极设法解决。前阵子在北京举行的有关不平等的会议,大众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已经开始让大众参与讨论社会大事。
中国的贫富问题
《21世纪》: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令贫富问题现在比较突出,你认为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中国现在出现不平等的问题,我们同时不可忽视贫穷问题,1990年代的贫富悬殊问题比1980年代时更严重。因此,我认为中国在第一阶段的经济改革中,不应单单消灭贫困,更要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
另外,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乃取决于全球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势,经济发展为中国某部分人带来大量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只集中在部分地区。要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只有靠政府的公共政策,比如香港地区,政府努力提高就业率,还有公众的健康护理服务等,中国政府正在逐渐关注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我相信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地解决财富不均及其他社会问题。
《21世纪》:你对贫穷及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的研究及理论,有没有改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呢?
阿马蒂亚·森:其实我并没有一套解决资源分配不均及贫穷问题的方案,我比较关注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影响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确同时改善了当地及世界各国的贫穷问题,因为中国在世界处于一个重要地位。其实我研究的问题,正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各国都在讨论如何解决贫穷及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很多人都对这个社会问题十分感兴趣,例如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日本、印度及巴基斯坦。我不认为世人与我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会有所分歧,大家都很希望可以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我非常有信心大家能做得到。
希望有更多亚洲人获得诺奖
《21世纪》:你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你是否为此感到自豪?
阿马蒂亚·森:诺贝尔奖有很多不同的殊荣,不单只在经济方面,还有物理、医学等等。是否唯一一位获得这个奖的亚洲人对我来说毫不重要,但获奖以后,让我更相信这个世上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问题,例如部分地区缺乏基本的教育、健康护理及男女不平等问题。
我利用诺贝尔奖的奖金成立了两个研习班,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做一些以前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做的事情,诺贝尔奖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我希望有更多亚洲人可以获奖,若再有20个亚洲人能获这个殊荣我会非常兴奋。
《21世纪》:你下一个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阿马蒂亚·森:我下一本书的课题是关于文化,而非经济,这本书名为“Argumentative Indian”,是有关印度人的传统文化,因为印度人对自由民主及经济高速发展等课题非常重视,我很希望你们会购买这本书,了解一下印度的文化。在2006年3 月,我的新著作“Identity and Violence of Illusion”,译作“身份和暴力幻想”,将会面世。
( 责任编辑:雨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