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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服务业将按WTO协议而进一步开放。而2004年，外资银行亦加快参股中资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版图上不断扩充自己的地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产业经济学专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
《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中国金融业并购案例中，最醒目的特点就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蔚然成风。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此类金融并购事件？
干春晖：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的并购案例中，中国银行业普遍实行“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希冀通过让出一部分股权来吸引外资银行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以及管理手段。其实，这种思路并不新鲜，早在20年前的其他行业，如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考虑，现在只不过把范围从制造业扩大到金融领域。
从过去10~20年中国制造业的实际操作情况来看，该战略的缺点非常明显。一方面中国企业把一块市场拱手交给外资了；另一方面，国外的技术却并没有完全掌握，或者说学到的技术已经相对落后，只是某一时段所谓的先进技术，却没有真正培养出自己的研发能力。业界曾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好比说一只猪和一只鸡合开饭馆（猪代表中资企业，鸡代表外资企业）。双方签订协议，猪每天从身上割一块肉、鸡每天下一个蛋作为开饭馆的资本。结果可想而知，猪最后连一块肉都不剩，而鸡毫发未损、活得好好的。
如今，中国金融业仍然寄望于走“市场换技术”这条老路，我认为面临的挑战是类似的，而且前景并不见得很理想。许多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他们看准了我们缺钱，因此完全可以在今后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大不断提高参股比例，直到把控制权收入囊中，这样我们苦心经营的网点最后就可能会落入他们手中。
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看中的是国内银行广泛的商业网点资源，他们并不在意现阶段是否盈利、盈利多少，甚至于假如中资银行亏损，还可以使他们在提高参股比例时支付更小的成本，何乐而不为。他们也不急于立刻掌握控制权。外资银行在耐心地等待机会，等到将来政府提供的参股限额逐渐提高，就可以最终控股。目前，那些缺乏足够网点的外资银行，往往走的是高端路线，通过诸如小额存款收费等方式，甄别出高端的优质客户资源，并暂时放弃大部分中低端客户的零售业务，他们绝对不可能像我们的银行那样大规模铺设网点。因为通过并购手段，完全可以兵不血刃地达到同样目的。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对我们而言有什么益处呢？
干春晖：当然，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对我们来说也有有利的一面。
首先，外资进入金融业后，促使中国整个金融行业变得更加开放，形成了更加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而正是在不断加剧的竞争中，金融业的效率被逐渐“逼”了出来。早前也有外资银行不服水土，例如加拿大某银行，就是因为在市场的优胜劣汰中不适应而暂时退出了中国市场。不过，他们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广泛的并购参股就是一个例证。
其次，外资参股中国金融业，还促使国内的各方资本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所在。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开始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谋求一些领域的共同协作，这些合作正是竞争的产物。从这些意义上说，外资银行的并购手段和资本渗透对中国金融业加快开放而言是有利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的同时，中国的金融企业有没有可能像不久前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那样跨出国门呢？
干春晖：在我看来，中国的金融企业要走出国门还为时过早。中国的银行经营者普遍缺乏对银行全方位的控制能力。因此眼下我看还是先致力于守住中国市场为好。
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虽是大企业，但都并非是在一个市场竞争格局中接受磨砺、自然成长起来的。它们之所以大，主要是因为中国面积大、人口多，在那么多的省、市、自治区都设点，自然就大了。按照我的理解，企业的大小应该和管理层的控制能力成正比，西方的大银行，大都是通过数十年乃至百年以上在市场中的跌打滚爬，慢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假如我们一味通过政府手段扩张企业规模，或进行表面化的做大做强，置市场自身的驱动因素于不顾，那样反而会害了企业。日本、韩国的企业都有这方面的教训。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受政府保护和控制色彩较浓厚，而且目前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管理体制，在市场竞争中管理层对业务的控制能力还有待提高。这也是我不赞成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民营银行而言，建立的时间还不长，发展尚不成熟。他们普遍规模较小，还不能有效地利用规模效应减少成本，因此“走出去”也相当遥远。但是，我认为国有企业全球化的成功几率不会高于民营企业，特别是经过改制的民营企业其竞争力将大大提高，民营银行在市场化环境中迅速提高竞争力是可以期待的。
此外，像招商银行那样的新兴银行，利用高效的信息化路径，进行金融产品创新、集中资源聚焦于某一点形成优势取胜，也是一种不错的战略。只有通过各种手段真正提高了竞争力，才能谈“走出去”。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