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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行相关人士透露，中国建议就扩大ＩＭＦ份额、增加基本投票权、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执行董事等方面来改进ＩＭＦ，提高中国在ＩＭＦ中的话语权。
本报记者 孙 铭
北京报道
半月前与中国财长金人庆在伦敦会晤之后，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于21日如约来到北京，参加中英第四次财长对话。
这次会晤两国财长似乎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今年中国是Ｇ20的主席国，而英国是Ｇ7的主席国，两国都想利用这次机会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希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中有更大的话语权，而这一改革建议得到了英国的支持。
“作为Ｇ20和Ｇ7的主席国，我们有义务重新审视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的战略角色，尤其是ＩＭＦ在监督世界经济方面的更加独立性的作用。“中英两国财长在联合声明中如是说。
中国话语权：ＩＭＦ须推行三大改革
中英两国财长联合声明中关于加强ＩＭＦ独立性改革的呼吁，在全球财经界引起了高度关注。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由于ＩＭＦ在危机预防和救助方面颇受诟病，ＩＭＦ的改革显得日益迫切。
在2004年10月1日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治理结构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国际合作的李若谷副行长直言不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想到的一个教训是，ＩＭＦ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仍很脆弱的情况下，过早地建议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其结果是，一些新兴市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遭受了严重的资本项目危机。”
李若谷指出，这种教训源于ＩＭＦ决策机制。这种不民主的决策机制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对执行ＩＭＦ规划的认同感，而ＩＭＦ却可以使用贷款条件来督促成员国改革治理结构。
目前，关于改进ＩＭＦ，中国准备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据央行相关人士透露，中国准备就扩大ＩＭＦ份额、增加基本投票权、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执行董事等方面来改进ＩＭＦ，提高中国在ＩＭＦ中的话语权。
按照惯例，ＩＭＦ主席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而且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副总裁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提出，有必要改革ＩＭＦ的管理层结构。鉴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ＩＭＦ只有10至11位执行董事代表，中国建议可以考虑增加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执行董事职位。就高级管理层而言，今后几年考虑增加一至两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副总裁职位。
中国还提出，增加ＩＭＦ工作人员的地区多样性也十分重要。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将约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高层管理人员职位分配给从发展中国家招聘的工作人员，这将有助于给该组织带来新的视角，并找出为各成员国发展量体裁衣的发展道路。
“ＩＭＦ应尽快完成修改份额公式的工作，以反映世界经济和成员国相对实力的快速变化。”央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说，考虑到世界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在急剧扩大，完全有理由扩大ＩＭＦ的份额规模。而且，应该进一步研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基本投票权。”
由于中国在世界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规模急剧上升，因此，业内人士普遍分析，如果ＩＭＦ调整份额，中国肯定会增加。但是，中国份额的增加会打乱ＩＭＦ既有的战略格局，因此中国建议，可以探索说服一些主要工业国向发展中国家出让部分份额比重的可能性。不过，由于合并欧元区成员国份额比较困难，这可能与说服美国放弃部分份额一样不容易，也许同时要求美国和欧盟国家考虑出让部分份额比重会现实一些。
中国还建议，在改变投票权结构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改革对主要政策决定的投票权的多数要求。目前，可以将对一些关键政策问题——如份额增资和修改章程——的特别的投票权多数要求从85％减少至四分之三（75％）或三分之二（66％），这样，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有能力一票否决相关决定。
对于这次改革的前景，许多人士认为，由于涉及到发达国际的利益重新调整，这样的改革困难还是相当大。“ＩＭＦ的改革问题谈了多少年了，但是进展缓慢。”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元龙教授评价说。
在21日中英两国财长的会谈中，两国财长一致同意指示工作层起草一份提交给4月世行／ＩＭＦ春季会议的联合声明。这一联合声明还将通告给今年9月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审议峰会，10月份Ｇ20财长会以及12月份在香港召开的ＷＴＯ部长级会议。
ＩＭＦ谋变
正是由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在重要的国际金融会议中总少不了中国的身影。
“过去Ｇ7开会中国是个局外人，现在Ｇ7开会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都是焦点人物，这说明中国确实在国际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央行一位研究人士认为。
然而，与中国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是，中国在ＩＭＦ和世界银行中的地位并没有相应提高，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ＩＭＦ的呼声日益高涨。
“ＩＭＦ的投票机制很特殊，与联合国的机制不一样，联合国是一国一票，而ＩＭＦ是按照在ＩＭＦ的份额进行投票，西方大国靠着大量份额把持着ＩＭＦ，而发展中国家基本处于被动地位。”王元龙教授告诉记者。
六十年前，ＩＭＦ作为一家全球货币合作机构成立，其宗旨是帮助成员国调整国际收支平衡和平稳汇率波动。按照成立时的设想，份额成为决定成员国投票权和获得ＩＭＦ资源的关键因素。在ＩＭＦ组建时，份额的分配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由此，美国的份额高达36％，英国的为17％。显然，少数工业国家在该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居于垄断地位。
不过，为象征性地体现成员国间的平等，每个成员国在被份额决定的投票权外被分配了250个基本投票权。但ＩＭＦ成立时，基本投票权只占总投票权的11．3％，份额仍是投票权的决定性因素。
以后的几十年中，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ＩＭＦ将成员国总数从40个增至184个，份额规模扩大了37倍，并在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之间分配了特别提款权。然而，这些改变并没有改变西方大国的垄断地位。七国集团的份额占比一直在45％以上，美国在17％以上。
“近年来，由于ＩＭ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无能为力，更加重了人们对这个组织的诟病，发达国家也要求对这个组织进行改革。”央行上述研究人士告诉记者，“英国也是要求改革ＩＭＦ的积极提议者。”
ＩＭＦ从成立以来，资金规模虽经几次扩充，但其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已明显减少（现在大约为其成立之初时比例的三分之一），占全球金融市场规模的比例缩减得更显著。金融市场规模的显著扩大使危机的破坏性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加，而ＩＭＦ的资金总量却缺乏应对这一变化的增长机制。
另外，ＩＭＦ章程规定以“促进汇兑稳定”为宗旨，但ＩＭＦ现在基本上放弃了汇率稳定的目标。在外汇储备问题上，ＩＭＦ一方面认为较高的储备有利于提高经济体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认为经济体维持较高的储备存在汇率和利率的风险。ＩＭＦ在类似问题上摇摆不定，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个组织的信心。
提高在国际财经领域发言权
布朗的中国之行，为中国提高在国际财经领域发言权创造了契机。
在北京一天的紧张行程里，戈登·布朗除了与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举行工作会谈外，还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多位中国政府高官进行了会晤。22日，戈登·布朗飞赴上海，23日，将赶赴深圳访问。
2005年，中国是20国集团Ｇ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和亚欧财长会议ＡＳＥＭ的主席国，英国是西方七国集团Ｇ7的轮值主席国，中英两国这次的财经高层的会晤引人注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点戈登·布朗深有体会。“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所有Ｇ7国家的总和！”这位喜欢足球和电影的财政大臣在与金人庆会晤后盛赞中国。
金人庆在会见戈登·布朗时表示，中国希望进一步加强同英方在Ｇ20机制下的合作，并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财经领域发言权等方面与英方加强磋商。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