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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怒江能否建坝的争论，从2003年8月消息公布以后，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8月到2004年9月，光是中央和国家级的中外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媒体就有近百家；刊登、播放有关怒江建坝之争的较有影响的文章、节目有上百篇。
笔者阅读后发现，这上百篇文章、节目的突出之处，并不是单纯地反对修水坝，而是将有关建坝争论的各种信息传递给公众；是呼吁大型工程建设应该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对拟建工程从单一角度观察变为多角度观察，内容超越了简单的“反坝”与“拥坝”的争论水平；是将一些原本不为人们注意的、或只为少数专业圈知晓的知识与新观念通过媒体传递给更多人；是呼吁一种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决策过程。在这些文章中，没有任何一个作者“反对一切水坝、反对一切水电建设”。
但是，仍有一些论者，简单粗糙地定义出一个“反坝派”来，而这，显然逸出了真相的范围。
提起怒江，我总有一肚子问题要问那些信心十足的开发者——
像怒江一样神奇的地方，中国还有多少？
怒江江边有处“石月亮”，是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撞出来的大洞，人迹罕至，但据说其中可以同时开过40辆轿车。这样一个景点，价值几何？
怒江开发水电耗资多少？上千亿元人民币。老百姓都知道钱怎么花的吗？他们又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有人说怒江穷，可那儿的生态价值、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有人算过账吗？一条原生态江河的价值，江中世界上唯一的物种，有价吗？岸边那些野生稻有价吗？22个民族的原住民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其价值又是多少？
什么是富足？几年前一个外国朋友对我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你们很快就会有了，而你们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之丰富，文化多样性之多姿多彩，我们永远也难以得到。
作为一名长期在电台工作的记者，我一直试图把这句话告诉住在自然保护区里的人们，也努力在把这一信息传递给更多受众，我觉得这是记者的责任。
怒江之争从一开始，科学家、生态学家就在强烈呼吁：中国现在只剩下两条没有开发大型水电工程的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如果现在就破坏了，损失将是无法挽回的。
而媒体这一观点的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新鲜事物。以往，凡是国家拍板的大型工程，媒体总是跟着宣传、叫好。突然，一个大型工程的修建有了不同声音，遭到“评头品足”，人们倒觉得不适应了。
回顾这场论争，“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河”这一说法是国家环保局最先提出，通过媒介传递给公众的。后来，这一观点又由科学家和民间环保组织共同探讨并扩大了影响。
怒江之争的一大热点是，在中国新一轮开发高潮中，跑马圈水直逼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是开发还是保护？这后来几乎成了怒江建坝之争的重要焦点。而对这一争论表示出极大兴趣的，不仅是媒体的环境版面，更多是经济版面热衷的话题。一度“主建”的声音很响亮：“江河之水不能白白地流了；开发怒江水资源，是怒江人民发展的最后希望。”有人嘲讽：你们（环保人士）是吃饱了，喝足了来欣赏风花雪月，怒江人可还是光着屁股，饿着肚子呢！颇具代表性的提法是：讲“兽道”也要讲“人道”。这是云南大学生态与植物研究所所长党承林教授关于“怒江大坝必须建设”的著名表述。
对此，社会学界的反驳是：在水坝建设中，获利的首先是电力部门；其次是地方政府，老百姓很难参与到利益分配过程。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草楼、银路、金桥、钻石坝。这说明什么？
一些学者还尖锐地指出：工程报批的数字本身往往含有相当大的利润。所以只要某个工程国家批了，财政拨款了，施工方就可赚钱，根本不用考虑建好后能否有效运转和盈利。
还有，修了大坝后对当地环境会造成哪些影响，给人们生活会带来什么困难，当地的原住民如果不清楚，谈何维护合法权益，谈何社会发展的公平？
我认为，弥补以往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把建坝之争的有关生态常识及各种观点公之于众，这使各方收到的信息趋于对称，也使媒体在新时期的社会责任更加清晰。
温家宝总理关于怒江建坝曾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这则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起中国各大媒体广泛关注，使得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达到又一高潮。笔者认为，不夸张地说，温总理的话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小步：民意成为决策者审批项目的一个考量因素。
概括起来说，一年多来在水电问题上，媒体报道出现了多元化、多视角的情景，无形中敦促着平等、多方参与公共事务的新决策机制。看不到这点，只看到“反坝派添乱”，也未免太小看这场争论后面的意义了。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