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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2月27日消息：由第一财经与上海中期期货公司主办的“中国经济与衍生商品市场年会”昨日在沪举行。巴曙松、何帆、陈淮三位“媒体出镜率”甚高的专家从各自角度在会上发表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及预测的看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昨日发表演讲，对2005年的宏观形势作出预测。
经济仍处扩张期他认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来，部分行业过快投资的速度有所收敛，但生产资料价格仍保持较高上涨幅度，即使从短期看，经济增长的自发运行仍处在扩张期。宏观调控只是抑制了其增长的幅度，并没有改变其趋势。
他认为，首先，从增长周期看中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的平台上。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结束了1998至2002年连续5年的反通缩，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4％，去年达到9.5％，基本处于这一水平上。
其次，新一轮宏观调控实施的政策是“有保有压”，调控的目的是为了熨平经济的波动，防止大起大落。因此，如不发生重大突变事件，2005年国民经济保持8.5％的增长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政策信号何以不灵敏目前，经济统计体系中的最大缺陷之一就是缺乏预警性和超前性。
巴曙松昨日对“中国式的统计”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我们一直所采用的GDP增长率、M0、M1、M2、总贷款、总存款、外汇储备、CPI、PPI等指标，已经不能及时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国际上现在普遍关注的统计数据要丰富得多：除以上的数据，还有分行业的设备利用率分析、分类的物价指数分析、库存的分析（商业环节和生产环节）、破产企业和新建企业比例关系分析等，这才能及时而又较真实地反映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如美欧目前都采用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尤其注重区分在某些方面的消费者信心问题。因此，他认为经济统计中的这些“领先性”的指标需要补充和完善。
“指数篮”里装着什么菜此外，统计流程不透明，有关部门对一些统计信息的“垄断”而使得人们很难了解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他举例说，我们目前对物价指数的构成并不透明，哪些商品进入这个指数的“篮子”里？公众并不清楚。例如，2004年的进出口数据就值得“怀疑”，因为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10至12月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何帆认为，2005年中国经济的最大悬念仍是人民币汇率的如何变化。
汇率调整会“随时出现”他说，从最近的一系列市场动向和政策走势来看，汇率政策可能会随时出现调整，正如2004年10月央行上调利率一样，汇率政策的调整也会采取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在预料之中，却在意料之外。同时，汇率政策的调整也是渐进的和温和的，不可能出现激进的改革。
其实，央行去年10月份的利率调整，不单纯是为了加息，更深远的影响是有关利率市场化的政策。同样，汇率政策的调整，尽管饶不开人民币升值，但更重要的是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改变僵硬的“盯住汇率制度”。
主动退出还是被动退出何帆说，从其他实行过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推行改革的经验来看，选择在贸易平衡、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时期主动退出盯住汇率制度，成功的概率更大。当前中国经济账户已经从原来的持续顺差逐渐转为相对平衡、美联储逐渐加息，各种情况对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均非常有利。他说，尽管热钱开始流入中国是一个不利因素，但也不能因此贻误改革的时机。毕竟，“被动改革”的成本将更大。
谨防成为“美元人质”一个国家究竟拥有多少外汇储备才算是达到了最优的规模现在在理论上还有争论，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等）所拥有的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2004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067亿美元。他认为，东亚经济体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越多，就越容易成为美元本位制中的“人质”：因为一旦美元全线失守，最大的受损者不是美国，而是持有美元资产的外国政府和投资者。
陈淮不愿对今年房价“是涨是跌”的具体问题发表看法。他说，影响房价的因素实在太多：利率、汇率、通货膨胀指数的变化等都会影响房价的走向。但是，房价暴涨必定会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而且实质性的调控举措迟早会出台。
被放大的担忧他以春运举例说，也许在10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是买不到车票回家的，但是却有80％的人会为回家付出“额外的负担”，因为一个人不能回家的担忧被几倍甚至十几倍地“放大”了。
而中国房产市场也面临着相同的现象，“由通胀预期产生的需求”显然也被成倍地“放大”。
级差地租还未被发现陈淮说，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其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价格的不确定性。住房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建筑成本，而取决于级差地租。很正常地，同样的住宅，一通轻轨，价格立刻就大幅上涨。而我国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土地和住房未经过充分的反复交易，级差地租实际上是未被发现的。目前很多城市核心市区房价的波动，不应简单归结为“投机”或“炒作”因素，这其中有很大成分是级差地租的自发“寻价（即寻求合理价格定位）”过程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上下波动的风险就尤其大。
如何保卫“货”与“币”二是需求的不确定性。仅从有多少人没房住或打算改善住房条件来分析需求是不充分的。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的第一个十年，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标志是收入增长；第二个十年，改善的标志是存款增长；现在进入第三个十年，改善的标志是拥有住房等不动产的产权。再具体说，在通胀预期面前，第一个十年我们靠物价补贴就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第二个十年我们靠“保值储蓄”就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现在老百姓的存量资产普遍多了，并且人们都已懂得通胀时货币资产“缩水”而实物资产“涨水”的道理，老百姓一定要靠市场化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的转换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由通胀预期产生的需求”具有非常的不确定性，而且人们的私人财富累积的程度越高，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波动越大，其不确定性就越大。
我国房产负债程度不高目前看，控制我国房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不应仅依靠“收紧”信贷。更充分和更有效的手段是尽快大力发展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化的直接融资，让投资者直接承担产业风险的市场化融资。
对国民经济整体来说，房市风险主要体现在房价下跌时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按照当前平均房价、城镇居民平均住房面积、城镇居民人口总数三个因素推算，我国目前城镇住房资产总值的负债程度不到10％。而发达国家这个指标一般保持40％左右。因为我国的存量住房一般不欠银行的钱。我们需要扭转的，是以新房为信用资源的房贷结构。
他指出，中国房地产现在面临五大矛盾：
一是大部分城市居民进入住房条件迅速改善期，与少部分人无力改善之间的矛盾。
二是代际之间的矛盾。
三是资源闲置和低端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
四是住房面积和配套条件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五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市场发育严重不足的矛盾。
来源：[劳动报]
（ 责任编辑：雨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