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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为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捍卫社会主义
(一)、人口多的国情更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
我们有13亿人口,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人口多,无法实现完全就业,势必有相当一部分人(数亿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部分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光靠国家财政无法完全解决,这需要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经营收益中取出一部分利润用于解决无业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我们在谈此问题时还顺便回答如下两个看法:
(1) 有人说“只要素质高,就会有就业”。这只能对部
分人而言,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国家财力有限等客观原因,根本无法得到提高素质的机会。就如当年我入读中学时,我们乡有两万多人口每年几百人小学毕业,但由于校源不足的原因,每年只能给100来位同学获得上中学的机会,而其它同学这辈子则只能捧着小学文化去谋生了。在全国,每年又有多少万适龄儿童少年因家庭经济问题和学校资源不足不能上学,或上完小学不能上初中、上完初中不能上高中、上完高中不能继续上更高的学府深造。这样多年积累下来,全国已有数亿没上过学的,或只上小学、初中的适龄劳动者,这让他们如何有高素质呢?当然,读书上学不是提高素质的唯一途径,但它却是主要途径。主要途径都无法解决主要问题,难道次要途径反而能解决主要问题吗?因此,“只要素质高,就会得就业”的观点,在我们国家,当前根本无法实现人人都有高素质。
现在很多失地农民的孩子、下岗职工的孩子、离乡民工的孩子、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孩子等等,他们的“书桌”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能用国企的部分利润及时辅助解决这些孩子上学教育,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可能永世不得翻身!关心和支持广大劳苦大众的生存和发展,是我们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更具人性和人道的地方。
(2) 有人说“就业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我们承认,发展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但对于13亿人口而言,只能解决的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无法解决。为什么?我们来看看美国,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按汇率算则是我国的8倍左右,就算再考虑实际购买力因素,也应该是我国的4倍左右,而美国人口区区不到3亿,比我国少10亿,竟每年都还有几百万人失业,如果再给布什总统5亿人口,他能如何办?美国的失业问题是美国本身不懂得发展的重要性,还是美国人自身不积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所致?显然不是。经济总量增长本身是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的,但是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又减少了就业机会。能不能增加就业机会,以及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就要看经济增长多快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多快,要看岗位加的量多还是减的量多,要由这个加减结果的大小来决定。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一定量的国民生产总值所能容纳的劳动岗位的一定的,如我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假定当前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人每天能创产值100元,则2004年的产值就只能安排1300亿个工日即5.2亿个就业岗位(以每人每年250个工作日算)。这样,就会还有1~2亿的适龄劳动大军闲赋在家,就算想尽办法挤挤奶,也只能少量解决。若以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4倍左右(从购买力考虑)来算,那我们要达到美国今日的产值则可能是到20年后的事情,即到2025年左右,若当2025年我们达到美国的经济总量时,以那时我们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2005年的三分之一算,则2025年我国只能满足9亿人口(即为美国现在人口的3倍)的生存就业需要,而余下4亿多人的生存就业则无以解决。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就算人人都是高素质,也解决不了当前的就业问题。
人口多的国情注定了就业问题无法在几十年内解决。但是,我们也不能牺牲社会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解决,就象我们不能长期让广大农民延用原始的手工劳作来耕种一样,如果只靠国家财政是无法解决这么多的失业人口的生计问题的,美国才有几百万人失业,而国家也负有近7万亿美元的债务。因此,13亿人口的中国更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让公有企业的利润辅助财政,才能更好的解决大量失业人口的生计问题,并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二)、我们要为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
到此,我们应该知道,社会主义公有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并非一无是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非毫无缺点,但相比较起来,资本主义因生产资料归极少数人所有而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人口占多数的是工农阶层的利益;因有与生俱来的“周期性”波动而不能使经济获得更快速、持续和稳定发展。当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实现方法中,我们尚未完全找准路子,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出现一些困难和低潮,,包括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内的一部份人就想趁此把我们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我们对此也不必感到奇怪,因为历史上新生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其低潮和困难时也曾在在一小撖先旧社会的钟情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带领推动下,有过反复回潮奴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先例,我们当前出现“这部份人”只不过与先前“那部份人”如出一辙罢了。在这里,我们要明确告诉那些仇视、轻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内、外人士:我们不是为捍卫社会主义而捍卫社会主义,我们是为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捍卫社会主义、而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
邓小平讲,“共产党人不但有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能力,更有拨乱反正、纠正错误的勇气”。我们在国企改制中出现错误的,要“有勇气”纠正过来,对于有人通过巧取豪夺侵吞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的要坚决打击。象重庆的3403厂,把2亿的资产只以2200万卖给私人,而广大职工不服就集资4000万来竞购时,竟遭到强行驱散。象这样明目张胆、无法无天的“官商勾结”,如果我们政府还 不及时将其押之刑场,那我们是如何贯彻落实“三个代表”?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侵吞国有资产其实就是腐败的一种,如果优秀的、有贡献的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时不应查处,那优秀的、有贡献的省长、市长、部长、书记、科学家们贪污时就应该查处吗?如果那些“吞国资”大企业家因能带领企业获得发展我们就“忍让”不查处,我们的这种“忍让”将使他的这种行为自动“批发”给千千万万的同僚者,自动“批发”给千千万万的人。当大家或越来越多的人都争相学习和效仿如何侵吞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时,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黑暗,我们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远比他带领企业所得的贡献要大得多,沉重得多!
哪些人才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国有企业,其实是个大问题。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一直强调要“爱港的人治港”。他为何不敢要“恨港的人治港”?这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同样不能要那些钟情于私有制而憎恨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人来搞。就象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说“我亲耳听过我们国家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过多次,他教唆国有企业的经理主动地把国有企业搞坏,这样再卖给他们”(见《崔之元点评“郎咸平”事件》)。我们怎么能期望这样的人才来建设好社会主义呢?我们怎么能期望这样的经济学家来改革好国有企业呢?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是复杂和困难的话,那再有这么一帮人在中间的“调拨离间”,就显得更加困难和复杂了!建好社会主义及搞好国有企业,需要那些与人民有浓厚感情的人才,需要那些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感情的人才,象牛玉孺、李金华这样敢于为民的人物,象胡主席、温总理这样真心爱民的领导。
令人民无限欣慰的是,由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的新一届领导,英明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强调共产党不是剥削阶级政党,并且处处以身垂范。看看温总理在矿井视察时那动情的泪水,看看胡主席和温总理在大年万家团员之际,到艰苦的地方去了解民情,慰问群众…… 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光芒和为民鞠躬尽瘁的领导品质。这是13亿人民百姓共同的福!我们百姓会自发地热爱这样的领袖、拥护这样的领袖、支持这样的领袖,并愿在他们的领导下,共同把公平、正义、美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景是光明的!
作者单位:大唐广西桂冠大化水力发电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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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魏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