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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开源
中国在能源使用量上的领跑局面似乎还难以刹住车。能源专家指出，中国正处在人均ＧＤＰ位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关键区段，正面临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在可预见的相当时期内，防止以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困难更为显著。
面对日益告急的能源危局，可选择的应对方案无非是开源与节流。为此，中国加快石油勘探步伐、积极发展核电项目、倡导开发风能以求能源广进，保障供给。而在另一方面，专家警告，如果再不节能，那么未来中国的战略安全将会受到能源匮乏的巨大威胁。
美国能源基金副主席兼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杨富强博士认为，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制约条件，正确答案是走可持续的低成本的能源发展之路。金磊认为，我国目前建筑能耗大约占总能耗的2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用能还会逐渐增加。有关分析表明，如能提供激励政策，鼓励居民购买节能楼房和节能家用电器产品，仅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房间空调器、照明设备的能效标准在未来20年带来的节能量，就相当于10个100万千瓦电厂的发电量。
2月16日，举世瞩目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个国际协议旨在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抑制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政府在上面庄严签字，但严峻的现实并不容许我们乐观，作为主控目标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国已居世界第二。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在能源战略上作出更佳选择。 文 ／ 记者 唐 敏 苗俊杰
资源约束
住大房子，开小汽车，受系统教育，找好工作，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朴素理想。这每一个小要求乘以13亿人口的庞大基数，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资源压力？
当经济列车高速驶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中国人似乎有条件实现自己更大梦想的时候，“资源约束”问题再次凸显在人们面前，其严重性超出许多人的想像。如果中国人都过上美国那样的生活，把现在整个世界的能源都拿来也不够用。
●人均自然资源匮乏
中国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约为世界平均值的31％。全国1／4的国土面积缺水，1／10地区的水资源仅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2002年全国660座城市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08座严重缺水，尤其是京津等特大城市，在连续遭遇干旱年时将会发生严重的水危机。
与水资源缺乏共生的是水污染。全国7大水系中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的仅占32．2％。78％的城市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不仅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同时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人群流行病中有80％是由污染水传播的。
中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目前，我国人均耕地1．43亩，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制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中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6．55％，森林蓄积量为112．7亿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2．9％，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9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8。
多种重要战略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
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资源的硬约束将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9．09％，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将增加1300万城市人口。而城镇人口平均年消耗资源为农村的3．5倍。
有关专家指出，当今世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资源消耗程度呈正比。按1995年的基数计算，如果中国庞大的人口消耗达到美国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10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而1995年世界能源总供应量仅为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
●社会资源紧张
教育与卫生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而中国始终面临的难题是“穷国办大教育、大卫生”。
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指出，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下去。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教育投入不足，2003年我国政府教育投入总量为6208．27亿元，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分别比上年下降了0．08个和0．04个百分点。
此外，投入体制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拉大了城乡差距。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规定，基础教育以县为主，高等教育以中央和省为主，县乡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财政资金的分布与基础教育任务的分布恰好相反，具有较大财权和财力的省、市政府有较好的条件，首先保证本级教育支出需要，县、乡政府以其微薄的财力，支撑着人数众多的农村义务教育。
在医疗卫生方面，新民谣说“过去百姓怕飞机和大炮，现在百姓怕医院和学校。”中消协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约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主要原因是药价太贵，医疗费用过高。
据了解，无论是改革前的公费医疗制度、劳动保险医疗制度，还是改革后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总人口中的覆盖率都是有限的。1994年，原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医疗制度覆盖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9．3％；至2001年9月，新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5676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5％。而在农村，农民就医难、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村人口的覆盖面仅10％左右。
长期以来，政府对卫生领域投入严重不足，因此，财政管理部门允许医院通过药品的收入来充抵医疗服务的赤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药养医”，直接导致药价虚高，百姓看不起病。
“以药养医”的机制使医院的收益不是同知识水平、技术难度、风险责任相结合，而是和药品的价格挂钩。于是，医生就自觉不自觉地愿意多开药，多开价格高的药，多开特效药。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说，“以药补医”扭曲了医务劳动的性质，高技术、高风险的医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被销售药品、器材的商业活动掩盖。而过度争取药、材销售的加价收入，又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损害了医德医风。
有关专家指出，药品价格虚高是历史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是价格监管问题，背后则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增加卫生投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和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切实改变医院依赖药品差价收入维持运转的状况，是改变“看不起病”状况的标本兼治之策。□ 文 ／记者 陈泽伟
创新之难
摆脱资源束缚、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其中一条就是走自主创新之路。信息社会最根本的资源是智力资源，而智力资源的经济表现形式就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点。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和考察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时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与此同时，方正集团、ＵＴ斯达康公司、奇瑞汽车公司、东方微巨传媒策划等企业、机构在北京发表《2004年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宣言》，称“中国企业正在占据一个交汇点。中国市场规则的巨大改变，全球经济整合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锐不可当，我们不愿承受之重，但不能拒绝。中国企业只要参与全球竞争，惟有勇敢地直面尚不公平的全球市场，遵循产业链高端代表制订的统一规则，通过能力积累和提升改变命运，赢得创造国际新规则的地位。”
●知识产权之痛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拿来主义”。20多年前，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广东等地出现，并从珠三角走向全国。中国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吸引着外国资本源源不断的进入，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20年后，从整体上看，中国国内产业低水平劳动、高密度劳动的特征没有改变，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依然处于下游的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呈现出垂直化的特征：即发达国家掌握关键技术，落后国家从事硬件制造。在这个新的经济体系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
而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1985年我国实施专利法以来，中国企业发明专利累计申请量约为2．2万件，而外国企业申请了14万件，是国内申请量的6．4倍。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和行业竞争力的削弱。
2004年发生在中国的ＤＶＤ专利费争端、国产手机在经历了2003年的风光后突然集体“刹车”，其核心问题皆缘自于中国企业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就只能处于寄人篱下、为人作嫁衣的尴尬境地。
●寻找“拐点”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穆荣平教授说，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能力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使用设备进行的生产能力，第二层次是投资改造能力，第三层次则是创新能力。中国从80年代起逐渐具备了生产能力，到现在有了一定的投资改造能力，目前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跨越的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周业安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实施的是一种“边缘创新”的策略，即不涉及核心技术，在模仿基础上的改良、改造式的创新，这种创新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采取边缘创新策略，可以在市场发育初期以较低的成本迅速扩张，但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竞争的加剧，企业的利润会越来越薄，最终失去继续创新所需资金基础，走入发展的瓶颈。
周教授认为，之所以近一年来关于自主创新的呼声日趋高涨，是由于在这之前，中国利用边缘创新进行发展的潜力尚未耗干，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则越来越明显地逼近了临界点。客观上，我们的许多行业，尤其是许多轻工行业已经是全球最大，市场规模的扩大已趋极限，无法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廉价产品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这些国家频频利用反倾销条款进行自我保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生存环境。这一切使中国企业和政府皆认识到，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创新能力，中国的经济将很难保持目前的增长。
●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
有人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科技发展划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封闭状态下自主创新”为特征，国家以行政力量操控研发、生产的全过程，企业是指令性计划的被动接受者。第二次则是改革开放至今，以“开放状态下全面引进”为特征，中国企业依靠设备输入和技术引进获取技术，经过密集型劳动进行装配生产，但中国并未真正获取自主开发原创性技术的创新能力。现在，以中国加入ＷＴＯ为大背景，借助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重大机遇，中国企业开始了以“开放状态下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第三次创新浪潮，一部分优秀的中国企业在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后，充分利用全球开放市场条件，在全球竞争中努力抢占“战略制高点”，试图进入国际产业分工的较高增加值环节。
穆荣平说，中国的创新能力弱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必然过程。20多年来，中国科技能力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主要意义体现在我们在对外引进技术时，降低了谈判成本，节约了谈判费用。
但毫无疑问改革必须继续进行。资料显示，我国研发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仍然偏低，目前仅为1％强，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左右。同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展迟缓，远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多数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大中型企业中，引进技术费用至少是消化吸收费用的10倍以上，国有企业的比例更高。
与科研能力弱和投入不足相比更令人忧心的是人员配置效率低下。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技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究项目”认为，中国创造一美元ＧＤＰ所需研发人员数是日本的3．68倍，所需科学家与工程师数是美国的4．48倍。换言之，我们有限的科研人员如果按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测算，其效率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3～1／4。
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认为，要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国立研究机构与研究性大学的骨干作用，市场的基础作用和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政府、研究机构、市场制度和企业，四个部分缺一不可。
但在现实中，中国的科技创新仍然摆脱不了政府主导的局面。大多数项目都是由科研院所进行的，研发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每年投入都很大，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另一方面是企业创新无力，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企业把大量资金投放到广告上面，而把少量的费用投到产品的研发方面。在这为数不多的研发费用当中，企业又特别注重产品外观等方面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成本低，见效快，收益显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根据《200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日本Ｒ＆Ｄ经费来源中企业占73．9％，而政府投入仅为18．2％。
“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远离市场。其结果是越创新，国家对各大科研院所的投入越大，但对市场的创新贡献就越小，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可能越低。
由政府创新转变为企业创新，缺的是制度环境。有学者指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完成创新积累非常困难。加上目前的金融环境尚不完善，分散的民间资金很难应对高额的研发费用。因此，要向发达国家经验学习，利用税收杠杆鼓励企业创新，为从事创新的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税收减免。
此外，目前大型科技项目的开发，要经过发改委批准，要符合国家产业目录的要求，否则无法得到政府在环境审批，土地审批等等各方面的支持，使项目难以为继。周教授认为，产业政策的限制和审批过多成为限制企业进行自主开发的重要原因。
穆荣平说，制度对创新保护不够是企业缺少创新动力的一个原因。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研发出来一项技术，很快被仿冒，这样就陷入了谁投入谁吃亏的怪圈，影响了企业研发的积极性。
周业安认为，解决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方法，一要利用税收、政策手段为企业创造一个鼓励技术创新的环境。二是加强围绕创新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建设。三是明确国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不同的创新层次，确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创新体系。四是弱化产业政策目录的作用，放宽技术项目的审批。“不这样做，创新问题迟早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致命问题。”□ 文 ／ 实习记者 王舒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