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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裂的资本外逃，正在成为中国金融乃至经济的一大隐患。为此，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耿亮在中国开放B股市场是说，开放目的，并非鼓励A、B股的合并，而是欲将中国国内有限的外汇资金，投入在中国市场，以防止外汇流失。
资本外逃知多少
所谓资本外逃，是指未经外汇管理局批准或违背有关政策法规的国内资本的净流出。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说，资本外逃是个大问题，如果把包括合理的资本外流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资本外逃算起来，数量和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不多。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额较大，问题日益严重。
据有关学者估算，我国1987--1997年的11年中，资本外逃数额累计达2457.62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223.42亿美元；而世界银行法与摩根担保法估计出的数值也达到了2032.47亿美元和1529.11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额为184.77亿美元或者139.01亿美元。最严重的1997、1998年资本外逃额就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而2000年则又高达480亿美元左右，比外商对华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
有关经济专家在分析我国资本外逃形势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外汇管制，一些资本还采用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方式外逃，所以利用直接法和间接法计算的结果不能涵盖所有的资本外逃，实际上的外逃资本额比我们这里估算的还要大。
外逃成因探究
中国的资金外逃问题是由国内多种宏、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分析。首先是金融抑制所造成的低利率，低收益率。早在70年代初期，以爱得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家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有8年为负值，虽然近几年我国通胀率几乎为负值，但又逢央行连续大规模降息，加上20%利息税的开征，使中国的实际利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所以出口企业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考虑一直给政府施加贬值压力。而同时，东亚危机造成的泰铢、林吉特等货币的大幅贬值，以及日本政府听凭日元贬值的汇率政策，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大下降，出口企业的贬值呼声很高。因此，如果人民币依然坚挺的话，则很有可能会间接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人数增加等社会问题。这些都使人们产生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另外，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同时又缺乏有力的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担心始终没有消除。许多国内资本为了不承担“贬值税”而纷纷逃出国去。其次是外汇管制严格，外汇市场不完善。1994年前，我国实行的是外汇上缴和留成制度。企业的用汇空间非常狭小，受到国家规定额度的严格限制。1994年外汇体改后，我国实行强制的结售汇制度。这造成外汇市场上的主体实质上是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央银行，而缺乏基本的市场主体——企业的参与。原则上企业在经常项目下的进口用汇是不受管制的，但国家还是制定了一系列的须审批才可以进口的产品清单。这种严格的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资本外逃。因为企业，居民若按规定将所得外汇售给银行，一方面所卖价格并不一定理想；另一方面还会丧失今后用汇的灵活性，丧失对所得外汇的支配权。
同时，我国的外汇市场缺少各种套期保值工具，企业无法规避用汇风险，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使企业经常将所取得的外汇收入以隐蔽的方式存于国外，出现逃汇现象。 把脉资本外逃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外逃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很显著的。使宏观经济在持久发展的轨道上运行是遏制资本外逃的良策。只有金融、经济环境稳定，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减少投资风险，防止资本外逃。人们对一国的经济是否有信心，要看该国的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稳定，利率水平是否恰当，经济发展是否稳健，债务清偿力是否足够应付外债等等。总之，只有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才能增加各类投资者的信心和安全感，从而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同时，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即使是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之下，一国也不可能防止所有的资本外逃。政府应当和可以做到的应是：第一，推进国内的金融深化，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第二，深化外汇体制改革，建立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充足的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第三，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坚决抑制通货膨胀，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第四，引进外资应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依靠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第五，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严格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购并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最后要制定合理的引资政策。我国的引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应该从早期的重数量转向以质量为重。今后要逐步统一内外资的不同待遇，取消各地自行制定的地方性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由国家制定的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引资政策和法律来取代各地区各部门不规范的优惠政策。另外，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靠内外资建设为重的务实态度。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应该倚重以国内储蓄和资本来实现工业化，以外资代替内资支撑经济增长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是不可能持久的。从长远角度看，对于资本外逃的治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一定要从疏导这一根本方面下功夫，完全堵死资本外流的途径，尽快建立资本正常流入流出的机制，想办法吸引资本主动留在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