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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卫玲 发自北京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
●200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68美元，未来15年将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
很多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明显加大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令国内外关注的是，中国将如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中国能否顺利度过“贫富差距过大”这个在经济起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阶段？
在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总理表示了中国政府要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决心：“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要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从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抓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
①收入差距过大考验执政能力
国内城市化迅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相当复杂，这个时期各种关系处理得当，经济才能顺利发展
在“两会”召开前夕，中央党校公布，在对107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的调查中，“收入差距”被认为是2004年存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今年这些领导干部最关注的体制改革问题。
社会学家认为，改革开放的25年，是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的25年，也是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25年。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由于对财富和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渠道的不同，以及与此互为因果的地位和权力的不同，中国社会已变迁为共处的若干阶层和更多的群体。
中国人均GDP现在已超过1200美元（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68美元），未来15年将达到3000美元。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国内城市化迅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相当复杂，这个时期各种关系处理得当，经济才能顺利发展。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较好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实现了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而拉美一些国家在紧要处举措失当，陷入动荡和停滞，掉进了“拉美陷阱”。
中国如果顺利地度过这一临界点，社会就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否则，便可能会掉进“拉美陷阱”：人均GDP或许不低，但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动荡不安。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表示，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弯，这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
②推动财富二三次分配
在鼓励人们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富裕起来的同时，利用财政、税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工具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是加强社会团结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长期以来，中国很多学术机构和专家都对贫富差距过大进行了密切跟踪和课题研究，他们在研究的基础上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在鼓励人们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富裕起来的同时，利用财政、税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工具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是加强社会团结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他建议，当前应特别注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继续加强反腐败、反贿赂的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致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促进城市化，改变就业结构；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今年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4/2005》建议，应迅速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摆脱短期需求管理所要求的税收制度的局部频繁调整，将更多精力用于谋划提升中国整体税制的公平与效率水平。
就税收公平而言，可以包括的内容大致有：适当扩大对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税征收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定促进中间阶层成长的税收政策，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安排；就税收效率而言，可以考虑适时推进增值税转型，合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档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等。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二○○五年社会蓝皮书》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早在2002年就针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如何通过财税手段进行调节做了调查研究，并于2003年发布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财税调节政策》研究报告。
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收入差距扩大，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系数已经达到了0.45，在国际上已属于偏高水平，这也是收入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当然，这种差距是可以通过财税手段来调节的，根据国外的经验，个税调整也是手段之一。
报告提到，对个税的调整，要提高费用扣除额，即个税起征点，其中主要是提高工薪所得的课税起征点，逐步降低税率，减并级次，尤其是对月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的中等收入，更要降低税率标准，保护他们的消费能力，用低税率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尽量减少和规避个税挤出效应。
另外，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适当增加了纳税人的劳动保障、保险费、购房、赡养老人等这些照顾纳税人特殊情况的扣除项目，并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税前扣除制度，都是可喜的现象。
全国人大常委厉无畏这次给“两会”带来了“推进第三次分配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提案。他表示，现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过程中，社会收人分配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央也意识到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并试图通过二次分配（即税收调节和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公平问题。
由于过高的所得税将会影响效率，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财力都很有限，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还远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推进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
厉无畏说，所谓社会第三次分配是从支出上考虑，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里如何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也即实行社会收人的转移支付，弥补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以其他国家的经验看，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
厉无畏指出，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已出现了一批富豪，他们有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意愿。社会也已具有一定的实行转移支付的条件。为了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基金可以个人或企业的名字命名，允许设立者对该基金的运行章程有一定的话语权。
此外，还应该为私人捐资的基金会的运作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
从2003年到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萧灼基连续3次提出应对高消费行为征收“特别消费税”的建议。他对媒体表示，我们虽然不能限制富人的高消费，但是可以通过税收来缩小这种贫富差距。
萧灼基说，根据国外比较普遍的看法，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名贵消费品、化妆品、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以及饲养宠物等都应该算作高消费，要征收特别税。
萧灼基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消费税的税率都比较高。
据记者了解，国家税务总局目前正在研究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③警惕出现“新平均主义”
中国经济刚起步，就拿西方发达国家富人的社会义务来要求中国的富人新阶层，中国富人有可能会不胜负荷
我们不能过多关注贫富差距，而忽略改革本身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创造财富，才能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社会上很多人总希望从富人身上开刀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现象，已经引起很多政协委员的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王光远3月5日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这次“两会”上，很多政协委员都提出，中国要警惕出现“新平均主义”。
王光远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富人还是太少了。中国经济刚刚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劫富济贫”只会使中国经济倒退回去。
对于有人大代表提出的，要借鉴国际经验，由富人捐资建立各种非赢利性基金来解决公平问题，王光远表示了担心。他说，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相比，中国的富人是小巫见大巫。中国富人的财富积累远远没达到西方富人的财富成熟度。中国经济刚起步，就拿西方发达国家富人的社会义务来要求中国的富人新阶层，中国富人有可能会不胜负荷。
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也曾指出，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不仅中产者的队伍难以扩大，而且会使经济失去活力。
有人认为，采用高税率（如高额财产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可以把最富的人拉下来，使他们成为中产者。
厉以宁认为，北欧一些国家实行高税率制，是从他们本国的国情出发的，而且，它们决不是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实行高税率的。
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实行高税率而使本国经济迅速发展。
经济学家张维迎近日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我们真的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前后进行比较，否则可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很危险的地方。我们不能过多关注贫富差距，而忽略改革本身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创造财富，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这么多的问题。
④破除垄断打击非法牟利
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工资管理体制、生产要素流通体制方面的制度建设，破除经济中的行政垄断及不公平竞争，为理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
不“杀富”指的是不“杀”通过合法合规途径致富的富人，而对那些非法所得当然要严厉打击。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会今年提交了一份《关于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的建议》。提案指出，大致说来，较高收入阶层有以下三类：一类是具备真才实学，通过勤奋工作而取得较高收入的；另一类是在带有行政垄断特征的经营性行业的从业者，其高经济收入的取得与行业特有的垄断地位密切相关；最后一类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高收入者。
为此，提案指出，对第一类获得高收入的人群，不但要鼓励，还应予以保护，从而让知识、技术、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虽然只是局部现象，但社会影响很大。而且，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社会心理失衡的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加以解决。
对于以上问题，提案建议，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工资管理体制、生产要素流通体制方面的制度建设，破除经济中的行政垄断及不公平竞争，为理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加强法制建设，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价格等加以限制。
此外，政府应积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消除腐败。提案特别指出，比如对那些制假贩假者就不能“以罚代刑”，“罚过放行”。对高收入逃税者，更是要加大处罚力度，特别是要严厉打击那些以所谓“税收筹划”为名，专门兜售偷漏税方案的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机构。对在国有企业经营、改制中出现的腐败行为，有关部门也应加大监控和执法力度。
（ 责任编辑：谢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