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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好的,但如何做好慈善同样重要
几乎是一夜之间的顿悟,当2004年底南亚海啸肆虐,国内的企业家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扮演另外一种角色:捐赠者。
你可以将此视为造富浪潮过后企业家们的诚意表达,也可以称其为中国与西方体制的又一次靠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进步。但也许,当若干年后人们回忆起中国商界的慈善处子秀,会不无尴尬的意识到它是多么的贫于技巧:像演艺界明星一样,老板们组织了一场拍卖,而被捐赠出来的拍品,大多是各家企业的产品。即使观者最大程度淡化此一行为的做秀色彩,其长远价值也因筹资数额的缺乏可控性而减损——正如经济学家将收入定义为“一连串事件”,慈善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孤立事件。
而另一个长期形成的误解是:慈善是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带来的溢出效应,是单向的资源外流。但事实是,慈善的无形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与企业和个人形成良性循环。这一点上,很少有人比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看的更清楚。在解释企业家为何应该更大程度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时,他给出了一个直白的解释:“一些民营企业家自己做得不错了以后,就忘了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但社会矛盾尖锐后,他今天的一切作为都化为乌有。”
毫无指摘之意,本刊更愿提供一种视野——成熟的西方社会如何进行慈善活动?——你会发现,在宗教传统与税收机制等外在基础之外,真正推动慈善事业成熟壮大的,实则与推动商业发展的因素一样,是企业家对社会的洞察力、创新精神与雄心。一百年间,人们在相互学习与相互超越中完成了这一传承。如果它尚不能被称作一种艺术,那也已是一种成熟的技艺。在西方世界,“慈善家”是与“企业家”、“政治家”同等级的头衔与身份认同。
薪传
他出生于19世纪中叶,是一个贫穷的纽约小贩的儿子。从父亲身上,他学到了如何赚钱和存钱。从母亲身上,他学到了为人要诚实和宽容。他经常说,从一开始,我就接受了如何工作,如何存钱,如何助人的训练。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账员,工资是每天50美分。从初次领到工资起,他就把其中的10%捐给了教堂、海外传教团和穷人。他坚持提高生产效率、减低成本的经营宗旨,把煤油的价格从每加仑26美分降低到8美分。最后,他拥有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
无论从事哪种工作,他都会从工资中捐出10%的数额。当他去世时,共捐赠了5.4亿美元,这在今天相当于60亿。他就是美孚石油的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
许多年后,当一个名为狄克·狄维士(Dick DeVos)的年轻人看到这个故事,便下定决心像洛克菲勒一样。
多年来,身为安利公司共同拥有者、世界直销协会主席的狄维士和妻子贝特西一直把超过10%的收入投入其名下的慈善基金会,用于基督教福音传道事业和学生的奖学金等等。一年四次,他们两个都要坐下来,审查资助申请,研究该有哪些新项目需要资助。
之所以以收入的10%作为标准,仍是因为基督教教义的倡导。但西方社会的慈善风气并非完全脱胎于此。在狄克·狄维士的个人版本中,他不仅深受洛克菲勒的影响,其家人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那个创立安利公司的父亲一直告诉他,为了回报社会,必须牺牲一部分个人的利益。而他的岳父在经商初期,在与合伙人为关于公司捐助慈善机构的问题发生分歧时,甚至会买下合伙人手中的股份,从而维持将一部分利润捐赠给慈善事业的政策。
在狄维士晚年的著述《重新探索美国价值》中,他也在努力传达这样一种观点:“时间、才能、精力是在服务中必须付出的。我们把这些转化为钱财后,再送给那些急需的人,这就是捐赠。”
正如狄维士的亲身经历所示,应当说,慈善行为之所以能源远流长的薪火相传,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一种人格的流传。如果爱默生的名言“一个机构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是空间意义上的,那么慈善就是将一个人的影响力在时间上进行了延伸。
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家——也是为美国的慈善行为奠定风格者,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认为人在去世时留下巨额财富是可耻的。虽然传记作家们也会评价说巨额的捐赠极大满足了卡内基的自大,但无人能否认这是一件极具尊严的事。他最终将自己全部的3.5亿美元——在今天相当于30亿——财富倾囊赠出。
基于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一理念,他先是拿出525万美元为纽约市建造68座小型图书馆,后来又为纽约布鲁克林区捐建了20座。他一生中在美国许多城市和小镇建立的图书馆超过2500座。同时,他还创办了卡内基基金会、英雄基金、教育和养老基金。
在很长时间内,捐助教育和设立各种奖励基金,一直是美国富翁们的最主要的慈善方式。
与卡内基一样,洛克菲勒也对教育情有独钟。1901年,他选择了浸礼教牧师弗里德里克·T. 盖茨(Frederick T. Gates)任历史上第一个全职慈善顾问,正是后者促使洛克菲勒按照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柏林的克科研究院的模式建立一个美国研究机构,这就是洛克菲勒大学。洛克菲勒大学一直保持着全世界医学研究中前6名的地位,有21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这里工作。
1913年,在发现捐钱的速度总是无法赶上收入增长的速度后,洛克菲勒成立了基金会,而后他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将相当数量的财富注入其中。
洛克菲勒对于慈善的态度在家族内被有效地沿袭了。其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 Jr.)将慈善的方式总结为:“当个好邻居”。
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也一直在仿效其祖父和父辈。劳伦斯·洛克菲勒(Lawrence Rockfeller)成为了天然资源的保护管理论者。为了建立和扩大怀俄明州、夏威夷等地的国家公园,劳伦斯不仅动用大量资金,还充分运用自己的关系、声望以及谈判技巧。在他的家乡纽约州,他也不遗余力地帮助设立公共绿地和市区开放式空地。劳伦斯先后在美国12个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环保委员会工作,并为艾森豪威尔以来的历任总统提供荒地保护和生态方面的建议。他创建了美国保护联盟,也为其他的环境保护组织提供支持。而他的哥哥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feller)则保持着向各种非盈利机构捐款的习惯。
戴维·洛克菲勒认为,其家族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除了将自己的大部分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以外,还证明了慈善机构这个“第三领域”可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帮助社会找到办法来解决社会上最普遍、最顽固的问题,同时起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宝贵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