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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日前杨绛先生在接受《财经》记者的采访中呼吁,应该取消利息税。吴敬琏先生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地重提此事,他对此的解读是,这表明利息税问题已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利息税当初出台,是想使居民降低储蓄,扩大消费,从而使中国经济走出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导致的连续几年的通缩阴影,促进宏观经济持续增长。所以,这一政策的初衷的确是针对经济本身。但几年的实践表明,在中国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这一原本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在社会层面却不自觉地扮演了继续扩大贫富鸿沟的角色。以至于到了像杨绛这样一位非经济学家都呼吁应该调整这一政策的时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首先,有必要从一个更高视角审视利息税利弊的讨论。从经济效率看,正统的经济理论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通过利息税刺激消费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由于传统经济运作模式的惯性以及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特点,政府在公共工程上的重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通过利息税增加政府税收从而增加政府投资,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利于经济增长。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利息税的确是一个经济问题。然而,利息税作为公共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也与所有的税收政策一样,不可避免地引发“二次分配”。恰在我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背景下,利息税主要承担者又是中低收入阶层。由此妨害了社会公平。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利息税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关于利息税的争议,其实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在政府经济政策上的具体化。
其次,也有必要从一个更高视角审视利息税存废之争。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鲁纳曾经说过,所有的经济政策其实都是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当哪一个问题较为突出时,经济政策就重点解决该问题。这一观点其实也为当前我国利息税存废之争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当中国经济突出的问题是解决由需求不足导致的通缩阴影时,利息税作为其中一项经济政策,有其一定的位置;但当中国经济自2002年已重新步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时,由于中国改革矛盾累积的性质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不断凸显,阶层之间利益冲突加剧,如果协调不当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因素时,利息税这一有益经济效率却妨害社会公平的经济政策,的确到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最后,透过此次利息税之争,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更基础性的问题:政府公共财政角色的归位。利息税以及其他税收及其支出政策,都属于公共财政范畴。而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由于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解决,政府“公共财政”这只“看得见的手”主要发挥作用的领域恰是在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根据主流经济学提出过公共财政中所谓的“税赋原则”,高收入者应该比低收入者多交税。“其目的在于符合那种社会认为是合适的和公正的收入分配,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每个公民公正对待”(萨缪尔森语)。而利息税作为公共财政政策,在我国实施的实际情况与公共财政政策应该有的着力点即社会公平问题有抵触,当然应该予以调整。政府的其他公共财政政策也都应该归位。
温家宝总理在此次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构想,就要从类似调整利息税这样具体的公共财政政策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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