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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宛男：笔墨人生
不愿仅仅成为“有闻必录”的职业记者，贺宛男选择了一条独立研究的专业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成长对她来说也许是个艰难的微笑，但她还是感谢证券市场给了她人格上真正的独立。
对贺宛男的电话采访从3月2日的夜晚8点钟开始。因为白天的时间她要查资料写文章；黄昏的时间又属于她3岁多的小孙子，她自言“一个人连天伦之乐都享受不到，活着该有多苦啊！”
在一个多小时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电话联线中，记者如实地记录下这位令人尊敬的证券新闻前辈，成为财务分析专家所走过的那些历史岁月。
我现在被人称为财经证券专业的研究专家，其实我本来对这些东西也不懂，但是得益于自己对股份制的报道积累以及《新闻报》登载国库券的行情后带给我的启发。
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去了湖南、广西等地的军垦农场，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进入《解放日报》当记者，在那里从事经济报道十余年，不过那时还不叫财经记者。在1986年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工作刚开始时，我就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有过深入报道。1988年来到《新闻报》当采访部主任。
由于这份报纸的主办者是上海的6家银行和1家保险公司，报纸的内容会偏向于经济、金融领域。这样的股东背景，也使我们成为全国第一家刊登国库券行情的报纸。
我记得从1986年开始，在全国47个城市有了国库券的柜台交易，但当时信息相对封闭，交投也不活跃，我们就每周打一个电话给各地的银行，将不同的价格行情登载出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烟台的国库券价格最低。现在人称“杨百万”的杨怀定也是在看了我们的报纸后，利用地区差价，开始积淀下其百万财富的第一步的。当年万国证券的管金生也是这么做，将公司几麻袋的钞票运过去，换回几麻袋的国库券。
上海比较早进入股市的人，也多半是这些人。不过，这些人在当时却有一个不太好的称呼，叫“黄牛”。很多人会对此感到鄙夷：“体面的人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我这人却是一个不太爱面子的人，否则我也不会从发行量100万份的《解放日报》来到当时发行不过2万份的周报《新闻报》了。因此，我并不计较周围人的看法，坚持关注这些新兴的市场，包括之后氯碱化工等企业开始发行企业债后的债券市场。
就这样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一直到1990年的5、6月份我开始筹办全国第一个证券专栏。为什么会办这么一个栏目呢？当年尉文渊来到上海要筹办证券交易所，当时他就很想办一份报纸，因此就找到我们的报纸。到了1990年的7月3日，我们正式开辟了证券专版，2周一次，每次一个版，而当时的《新闻报》每周只有4个版，证券版面占的比例已经不小了。
版面的内容也很实际，非常讲究操作性。有一个专栏叫“买什么”，署名为真娟，其实是“证券”的谐音。作者张宁当时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证券科的科长，现在已经是上海证监局的局长了。包括尉文渊在内以及后来的交易所副总刘波都曾为这个专版写过稿件。
由于投资者对这方面的关注非常热情，因此我们在1990年12月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前，在10月、11月、12月分别与申银、万国、海通3家证券公司办了三期培训班，第一堂讲课的老师就是尉文渊，也请来了野村证券的代表，给投资者普及相关的证券知识。这些参加培训的学员，很骄傲地称自己为“黄埔军校”的学生。
我当时并不是讲课的专家，只能算是班主任帮助维持秩序。但我很勤奋，不断学习相关的证券知识，1991年的元旦都没有好好休息。就这样在3个月后，我与另外一个作者合作，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证券投资技巧》。
到了1993年年初，上市公司才开始在公开媒体上真正出第一份年报。我记得很清楚，在当时的老八股年报全部出齐后，真是“梁山泊好汉排座次”，业绩最好的股价最高，这也使我相信“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只有通过对基本面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掘上市公司的价值。
我们的报纸这时候自然也开办了“年报点评”这样的专栏，由专业的财务人员来写。但说实在的，那种文章太专业，我都看不太懂。不过我这个人胆子也挺大，就试试看能否将这样的文章写得更通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做的正是社会科学——“会计知识”的科普工作。
在做上市公司财务分析的时候，我有两条重要原则：就是忠于事实和忠于法律。在写作上也有两条要求，就是通俗并能挖掘出问题，一定要为广大的股民说话，并能让他们看得懂。
我在57岁的时候就提前三年退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早点成为独立人士，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使我成为独立研究的财务分析专家，也成为一名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独立自主的人。所以我经常说，作为现代人，必须掌握三大技能：证券、电脑、外语，才能算得上合格。
作为女人，千万要将投资当成一件寻快乐的事情，而不能成为谋生手段。女人可以靠老公，但绝不能靠股票。自己虽然已经进入“六十耳顺”的阶段了，但从内心讲，我还是非常感谢证券市场，正是因为有了它，我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