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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邦杰
3．6亿中部人的发展愿景，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大势，使“中部崛起”成为今年两会的焦点话题。致公党、民革、民盟三大民主党派以及六省政协委员，就此前后提出数份提案。
其中致公党中央的《关于统筹区域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建议》的提案，由于涉及中部崛起的路径问题尤为引人注目。
“现在到了中部崛起的时候了。”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此感慨。
但是，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在崛起的需求与农业大省往往是经济弱省的现实之间如何自处？在农业与工业夹缝间发展的中部将何去何从？中部是否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域，是否有一个潜在的区域核心来带动发展？
为此，本报电话访问了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邦杰。
中部蓄势待发
《21世纪》：以联系港澳华侨为主的致公党，为什么会重视中部崛起这样一个话题？
杨邦杰：作为一个参政党，关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是最基本的责任。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也要紧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致公党关注中部崛起其实也很自然，因为中部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历史阶段，值得关注。
现在，在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但另一方面，东部发展碰到了资源、劳动力短缺和产业转型等一些难题。尤其在土地上，沿海已没有更多的土地来发展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沿海已经到了需要产业转移的阶段。而中部地区这些年来虽没有得到政策优惠，但是资源、劳动力、市场和区位的优势都让中部地区有蓄势待发的机遇。
《21世纪》：中部崛起对中国整体发展的意义何在？
杨邦杰：中央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而区域的协调非常重要。同时科学发展观也重视可持续发展，而中部崛起正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中国的农业产业主要都在中部，三农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也主要在中部。但是中部还没有得到发展的机遇。中部能否发展起来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都非常重要。
《21世纪》：中部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域，并按此规划发展呢？
杨邦杰：我认为不太可能，各省有自己的特点，要发挥其独特的优势。江西向长珠闽靠拢，安徽要向长三角靠，河南要接轨京津冀经济圈。武汉提出大武汉经济圈，依托武汉发展中部经济。
所以，至少到现在，我还看不到像长三角珠三角一样那么强的经济联系在里面。只有农业这一块我觉得内在联系比较大，中部是中国的粮食基地。另外，中部也有工业与科技的基础，也有市场，也有中华传统文化。
农业强省地位须坚挺
《21世纪》：中部各省大多是农业大省或者资源大省，您刚才也说过中国主要的农业都在中部。那么您认为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是应当立足于这种已有的基础还是转向发展工业？
杨邦杰：中部崛起，工业化、城镇化是重要的。但我想，绝对不可能放弃农业，中部的农业绝对不能萎缩。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农业问题。中部的经济强省也必须是农业强省。
如果中部的土地再被发展工业占掉的话，中国就没有生产粮食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沿海的发展已经是牺牲农业了，杭嘉湖平原、珠三角以前都是中国主要的水稻产区，现在都已经没有了。俗话说“湖广熟，天下足”，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省区的早稻面积占到全国的80％，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水稻产量占全国的36％，而水稻产量占到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一半。另外，水稻田占了以后是难以恢复的，上千年才能形成水稻田，不像旱地说恢复就恢复。
中部崛起，不但经济要崛起，还必须是农业强省，必须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基地。
《21世纪》：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农的解决根本还是工业化，因为农业的出路在于规模化生产，而这一点靠农业自身无法实现，只有工业化才可以转移农民。您怎么看？
杨邦杰：农业规模化生产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农业是不可能摆脱工业，实现自身壮大的。但发展工业不能占用农业土地，从中央的角度来看，现在不能再走东部的发展道路，东部发展是以土地为代价的，中部的土地不能再那么占用。
《21世纪》：那么中部如何才能做成农业强省？
杨邦杰：从全国的产业布局来说，农业是至关重要的一块。但反过来说，农业又是弱势产业，靠农业富不起来。而农业是中部很大的一块，所以还必须要发展多种经营，使原有的工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都得到发展。
美国主要工业和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中部主要是农业但人口很少。日本、澳大利亚也是人口向沿海集中。将来中国人口也有可能向沿海更为集中，但中部完全用来搞农业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中部人口太多，密度太大，还有传统文化的问题。但长远来看，国家对农业加大投入，农业自身的产业化趋势等等，农业还是可以形成经济支柱的。
中部要变成农业强省，但经济不能不上去，不能搞成农业大省也是经济弱省——这是现在的普遍情况。所以我们呼吁中央要有一定的政策，协调一部分资金支持粮食生产基地的中部的发展，比如说要协调粮食产区和销区的差异，中间要有转移支付。
今年中央又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中部的农业。除了以前的粮食直补、减少税收之外，还包括产粮大县的奖励，以及建立农田基本建设的长效机制。总之，要保持中部这块粮食基地。
发展工业谨防“东部病”
《21世纪》：那么如何协调地方短期利益与国家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呢？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工业应该怎样发展？
杨邦杰：这个问题确实有难度。原来的发展大多靠经营土地换取发展，现在土地必须要控制。只能在宏观调控的大框架下发展产业。
中部工业当然还应该建立在现有的基础上。中部有些老工业基地，本身有很强的工业基础，像武汉的钢铁、汽车产业、有色金属、矿山，只是要在技术改造、更新升级方面多下点功夫。还有就是要接受一部分东部产业转移。还有城市群、产业带、产业链问题。
《21世纪》：现在人们往往抱怨宏观调控是“东部得病，中西部吃药”。宏观调控会不会打断刚刚开始起步的中部工业发展？
杨邦杰：有人抱怨宏观调控是“斩了东部的尾巴，砍了中部的头”。但是反过来不制止、不吸取教训。还像沿海开发一样，不管生产什么都无偿提供土地，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制止这个问题，短期看会有一些问题，但对长远是有好处的，是保证中部的投资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政策倾斜不可预期过高
《21世纪》：中部各省现在急切呼吁中央给予自身优惠政策，您怎样看？
杨邦杰：以前给东部的政策主要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条件发生变化了，寻求竞争的公平环境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要实行沿海发展时的特殊政策，比如说税收优惠，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中央可以出台的还是对农业、扶贫、教育的扶植政策，一些制造业、矿业、旅游业、农村公路、水利设施的产业政策。今年的“十一五”规划，对中部发展会有一些产业方面指导性的东西，重大项目布局也有可能，因为中部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有有色金属等资源优势，交通方面也是东西、南北沟通不可缺少的设施。
但如果到处都是特殊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如果到处都有“办”就等于没有“办”。
《21世纪》：在您看来，中部崛起面临的主要困难来自于什么方面？
杨邦杰：一是没有沿海一样的区位优势，从资金角度来看，沿海外资来得比较多，中部就少得多；二是从国家政策支持来说，没有以前西部和东北的优势。
但中部有自己的地理、资源、技术、文化、交通、市场那种后发优势，这是东部和西部没有的，也是很显著的。现在到了该中部发展的时候了，机遇已经来了，剩下的就是怎样发挥自己优势的问题。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