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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为筹备上市积极重组、暴露问题自然是好事，但出现问题后当需直面现实、反思教训、评估改革成效、继续推进改革。一意盯着“上市时间表”，最终很可能适得其反。
张恩照出事的消息，是在人代会结束前夕传出来的。
虽然中国建设银行3月16日的董事会坚称这位建行董事长的去职系“个人原因”，但海内外业界普遍认为绝不止于此。目前种种舆论对建行是否能上市、是否应当继续上市、什么时候上市议了又议；新任建行一把手郭树清上任伊始便强调上市准备不能耽误，盖因此“张恩照风波”起。
现实相当残酷。作为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部署，无论外界还是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自身，一直将上市看得重之又重；两行上下也一直是踌躇满志，摩拳擦掌；虽然口头上称“上市没有时间表”，事实上心中有一本明账，两行对今年内上市可谓志在必得。然而元旦过后不久，中国银行即曝出黑龙江分行河松支行行长高山携款失踪要案；两个月后，又有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去职风波发生，使人对两行的上市资格与可能性再度质疑。
当前，诸多目光聚焦于两家银行，特别是建设银行下一步的上市策略，有一种强烈的意见仍然认为“宜早不宜迟”。我们对此不能苟同。
应该承认，高山与张恩照两起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确实相当巧合。但两人分属中国改制已有年余的中行和建行，一为最底层的支行长，一为最高层的董事长，显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两大根本问题——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商业银行为筹备上市积极重组、暴露问题自然是好事，但出现问题后当需直面现实、反思教训、评估改革成效、继续推进改革。一意盯着“上市时间表”，最终很可能适得其反。
这牵涉到选择什么样的上市策略。过去不少中国国有企业上市特别是海外上市，最初声声强调稳妥渐进、重在重组，但是，往往走到一定阶段，便转为快攻快打，急于登陆股市。我们认为这种激进策略是极不妥的，实践中很容易导致严重的负面激励。因为上市必须满足境内外证券监管当局的要求，而过分赶进度、抓任务，国有银行很可能通过粉饰财务报表、突出盈利能力、隐藏结构性弱点等方式赢得发行资格。而所有的粉饰必然导致投资者预期的全面高涨，这就加大了经营者永续经营的难度，往往陷入除了加大粉饰力度而别无他途的经营困境。“安然事件”即此类情况的典型。
主张激进上市策略者所坚持的技术理由为抓住“资本市场的窗口”，而积极的辩护词则为“上市可以倒逼改革”。其实，具备市场常识的人都明白“窗口常开常关”的道理。而且中国企业上市境内外股市的种种前例早已表明，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对上市机构实施激励是有条件的，资本市场本身并不能造就良好的法人治理，惟良好的法人治理有助于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国有商业银行当然可能通过上市筹得巨资发展成为更为庞大的银行，但如何使之成为有效率的银行，则有待于扎实的内部改革和整体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变。希图藉上市逼出改革大获全胜的局面并不现实。
当然，我们主张上市不搞既定时间表，并非主张银行改革本身没有时间表。恰如我们不主张激进的上市策略，却也认为改革本身应当重点突破而非一味渐进。2004年1月中央宣布注资中行和建行以来，广大公众对两行改革热忱以待。不过直到现在，除了大张旗鼓地转制为股份公司、二度剥离不良贷款、更换高级管理人员，人们还没有观察到国有银行在组织架构、经营方略、人力资源、市场开拓乃至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实质性举动；因而，在一年之后甚至无从评判每一项改革步骤所取得的成效，遑论为等待中的另两大国有银行提供成熟的、可供参考的试点经验。这种情形本身便足以使人们对改革进程倍加关注。
因而我们主张，尽管上市可以不需要时间表，但改革本身应有精确严格的预算安排、步骤设计和后评价机制。银行改革必须细化其年度目标，或在内控机制、或在经营成果、或在经营者选拔上，使人们可以看到富有意义的实质性变化。换言之，银行改革需要建立更为严格的目标责任制。既然全体公众已经为国有银行支付了450亿美元，那么作为委托人，无疑希望看到起码的预算执行情况汇报。在这里，公众期待的绝不仅是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更重要的是巨额投入所换取的逐步健康起来的银行体系。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