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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2004年末的关于中国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的争议，在3月19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年会预备会上得到延续。
近来一直呼吁对片面重型化倾向保持警惕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当天的演讲中重申了他的观点。与去年11月下旬他发表的署名文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几千字长文稍有不同的是，此次演讲中，他更强调旧式工业化道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两种增长方式的区别。
与文章问世后的情况一样，吴敬琏的观点受到挑战。反对他的观点的人中有他的学生、同事，也有同行，他们用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分歧。
这次，面对面提出不同观点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发展重化工业。”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局长、首席代表杜大伟则表示，中国需要考虑现实的情况，比如资源约束等，选择一条不同于他国的增长模式。
三位同在一个会场发言的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引起与会者们的强烈关注。
吴敬琏：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是旧式的工业化道路
吴敬琏说，进入21世纪的这4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即出现了几乎全国性的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很多人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重化工业阶段，有相当多的省份都提出来要实现重工业化。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旧式的工业化道路。这种道路所引用的基本上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来说，就是从列宁的第一部类优先增长一直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吴敬琏说。
吴敬琏所说的旧式（传统）工业化道路，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所走的那种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外延增长（粗放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选择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依靠人力资本支持的内涵增长（集约增长）。
吴敬琏认为，以“重化工”为主导的重型化经济增长会给中国带来一定风险。也就是说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可能引发各种问题：不能扬长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增加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等等。
这也使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吴敬琏分析，从解放以来或者说改革开放以来，每当我们的GDP增长达到年增长9%以上，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就需要停下来调整。“虽然对此有很多争论，但是这个问题是必须要研究清楚，必须讨论清楚。否则这种大的波动，过热、调控、降温、速度下降，在下一个阶段又重新出现，这种过程可能无法避免。”
在回答与会者有关煤电油运瓶颈制约的提问时，吴敬琏说，煤电紧缺就一个劲上煤电项目，这种做法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再次感叹：“中国的产业结构太重了!”
樊纲：重化工业是解决就业的必然选择
樊纲认为，中国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几亿农民的转移或者说就业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发展重化工业就是必然选择。
“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什么都得做，能做什么做什么，那些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还得做，同时传统产业里面的重化工业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樊纲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自己的资源为局限，它就不可能在世界格局中增长。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资源就不去发展重化工业。为全世界生产，当然要用全世界的资源。当然，资源的问题是全世界经济格局的问题、全世界的政治问题、全世界的外交问题、还有全球化的问题，但这就是中国的使命，中国未来的挑战。
“我鼓吹中国要发展重化工业，前提是重化工业必须是有效率的，包括价格制度都是有效率的，还要保证技术进步。假定我们是有效率的，我们就应该积极发展重化工业。”樊纲说，提高重化工业的效率措施有三，一是要缩短工程的建设周期，二是要提高资金效率，三是要提高设备的国产化率，从而大大降低成本。
资源节约：绕不开的坎
因为重化工业的发展以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为基础条件，而中国却没有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因此，资源约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樊纲认为，国内有学者反对重化工业的增长并不是说他们反对重化工业本身的增长，而是反对资源浪费型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的。而我们的增长方式之所以较差，之所以耗费能源，从制度因素看，不仅是因为价格制度，更在于资源的产权制度。目前企业对开采权不付费，不支付严格意义上的特许权税，这是煤矿事故多、开采率低等短期行为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因此，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现在成为当务之急。
杜大伟也认为，在对资源的合理使用上中国需要做大的调整。他发现有很多自然资源在中国几乎是不计价的，有一些自然资源几乎是免费的，比如汽油价格与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相比要低很多，因此造成很多问题。从严重短缺的能源角度看，中国每年不断地增加进口石油，过去15年中，每年进口量都要增加32%左右。似乎看起来中国是在发展汽车社会或者叫做汽车经济，这有一点模仿美国发展路径的迹象。
杜大伟提醒，中国无法模仿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也许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来说是那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路径，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的人口更加众多，现在的石油价格比较高昂，所以中国如果进一步发展汽车经济，会面临一些问题。”
那么，中国该有怎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避开资源约束?不赞同重型化的吴敬琏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国家在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应该按十六大提出的“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的要求，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社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道路。它的涵义是，一、要纠正要素价格扭曲，强化竞争，激励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二、发展服务业，使产业价值链向上、下游延伸，增加附加价值，提高盈利率；三、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产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即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