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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学术小传：
1904年生，1927年入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狱中自学了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掌握了英语、世界语。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全国物资委员会主任等职，是学界公认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开拓者，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大师。然而当一位美国教授问他“毕业于何国的何所大学”时，他却坦然而又诙谐地说：“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监大学！”
今年1月25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为薛暮桥召开了“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在会上，曾培炎副总理说，薛暮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经济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他长期在经济领域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创我国财经、统计、物价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
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意见，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1979年，他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对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书发行一千万册，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这本书在他脑子里蕴酿了十几年，即便在“文革”期间，不论是关在“牛棚”里还是在“五七干校”劳动，他都利用空余时间写作。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又动笔重新撰写出这本书。
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薛暮桥撰写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1957年到1977年我们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既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又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抛弃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则，即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他实事求是地指出，马克思生前没有见过社会主义，按照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马克思只能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他不可能为如何走社会主义指明具体道路，具体道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开辟。
●“文革”前，薛暮桥对计划体制曾有过两三次非常委婉的批评，在有关改革方向的多次争论中，始终坚持市场改革方向
薛暮桥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就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体制呕心沥血。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文革”前，他对计划体制曾有过两三次非常委婉的批评，“文革”结束后，他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后，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夏天，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薛暮桥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1980年6月，薛暮桥在对过去一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总结时指出：一年来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了改革。一是从分配方面兼顾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物质利益，以调动大家发展生产、增加盈利的积极性；另一个是从流通方面，在统购包销、计划分配上打开一个缺口，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他率先提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他说的流通制度改革，实际就是扩大市场机制的改革。他多次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
在有关改革方向的多次争论中，薛暮桥始终坚持市场改革方向。在90年代改革遇到曲折的时候，他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两篇文章，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最终确立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提出了劳动力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
1979年，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薛暮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并主张城市劳动者除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外，待业人员可以自找就业门路或者组织起来就业。记得反映他这个主张的文章也是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那时，薛暮桥每天早上到天安门广场去锻炼，一天，他到在广场上摆摊的照相个体户处照相，当他在取相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这位个体户非常激动，说“就是您主张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他高兴地给薛暮桥照了很多相片，而坚决不肯收钱。
从80年代初起，薛暮桥系统地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他呼吁，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经济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在小型企业里，还可由劳动者集资购买，采取全员入股分红的合作制经营方式。
●他否定了传统的货币价值代表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的理论
薛暮桥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形成了独具创见的货币和价格理论。在60年代初期，他又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否定了传统的货币价值代表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的理论。
从1980年起，薛暮桥就多次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他提出，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管住货币总量，不发生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步骤地放开价格，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他主张管住货币，放开物价，从而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以此来促进竞争的深化。
1991年，针对当时为遏制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建设规模急剧膨胀而过多采取行政措施的问题，薛暮桥指出，目前增减货币发行数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贷款基数），今后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他还认为投资规模的膨胀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改革的大敌。他强调，在体制转轨时期，越是放活微观，越要重视宏观调控。
●薛暮桥到一些地区参加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经常“泼冷水”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薛暮桥经常到外地去参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他看见很多地区都脱离全国战略规划、纷纷要求提前翻番的形势，他认为，各地区的发展战略应以全国的战略规划作为基础。战略发展规划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地区规划必须服从全国的战略规划。沿海外向型地区的发展战略，应当与腹地的发展战略配合研究。他每次参加完这样的会议后都说，我又去给人家泼了冷水。
薛暮桥一生中虽然有过很多处于时代前沿的理论观点，但像很多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他曾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所以，薛暮桥虽然可以称得上是杰出的时代人物，但他从来对自己都有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他多次说过：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观应该让时间来检验，让历史来做结论。他期待着这种检验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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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与北京日报
薛暮桥先生是北京日报的老作者。1979年，他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1991年，他撰写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一文，也发表在北京日报。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