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14日，时值“两会”闭幕之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万众楼举办了专场“两会”解读会，与会的学者们就构建和谐社会、宏观调控、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等今年“两会”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下是陈平教授的会议简报：

　　陈平教授：在这里面我提几个重要的问题，希望本届政府能够意识到。

　　第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平衡关系。我们经过凯恩斯主义、撒切尔政府与里根政府的改革浪潮，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政府都是有局限的，市场和政府两者之外的民间社会即非盈利组织的发展也很重要。

　　一个和谐社会，最重要是这三者之间平衡的发展。中国医疗卫生的恶化、教育的恶化，实际上是政府已经不堪重负了，而市场也没有能力承担，如何利用非盈利、非政府组织来缓解部分医疗和教育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去年夏天我在浙江调查，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八十年代是大批公务员下海，因为企业平均工资高于公务员工资，但是九十年代以来是大批的人到政府里找事干，使中国县以下的部门大大扩张，非编制人员大大多于编制人员。原因在于，这些年财政收入急剧增加，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税负的增加主要压在中小企业身上，使得这些年中小企业的发展速度放慢了，而政府又给公务员加福利、加工资，造成公务员工资高于企业界平均工资。从国际惯例来看，公务员工作相对稳定，其工资应该低于企业界平均工资，因为企业界的工作有风险。政府扩张会加剧企业的税负负担，不利于把中国变成一个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二，法制与社会规范的平衡。

　　传统中国社会的安定不是靠西方那一套烦琐的法制，而是靠一系列的社会规范。现在中国立法非常快，但可操作性较差，首先法不责众，其次法不治穷，法制对有一定财产的人才是最有效的。天下没有完善的法制，法制一定要看是否可行，而任何法制都是妥协。正如要发展适用技术一样，我觉得应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而且因为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立法应该是分散实验，而不是中央一刀切通过一个法律，最后又不能执行实际变成一些抽象的条文，还是要像以前摸石头过河一样，分区实验，而且在法律与社区规范间要有一个调和。

　　长期以来，实际上中国政府相对西方政府是小政府，美国政府要比中国政府大很多，其一个环保局就雇几千人。我们有官员去美国学习怎么改革，但是去了以后说不要改了，中国养不起这么大的政府。传统中国的政府为什么相对比较小，因为乡绅长老对地方的治理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县以下政府急功近利的行为非常突出，我在浙江调查发现，没有一个局长任期在两年以上，频繁调动加上异地为官可以减少一些裙带关系，但官员也就不负责了，很多县以下官员是把土地卖了就走人。村民委员会的作用有限，因为能干的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我倒是建议在中国村一级，由农村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一个长老委员会，任期要稳定。我认为不能如此频繁地调动省以下官员。

　　第三，养老保障和教育投资的平衡关系。现在西方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保护老人的既得利益，牺牲年轻人的教育机会。

　　现在西方社会的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西方国家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靠外面移民，这个中国不需要，开放农民进城就好了；二是延长退休年龄，而中国是提早退休。中国提早退休的这批四五十岁的人，实际上是一批有技术才能与管理经验的人，让他们退休很可惜。现在我们养老的开支急剧增加，实际上人可以工作到60、70岁。政府要缩小编制，但是要想到一个办法利用人力资源。现在的高考制度又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很多人拼命想获得上海、北京的户口，为的是让孩子在北京、上海考大学，北京、上海学生的大学录取率甚至是内地有些城市的几十倍。实际上我们社会是全面累退所得税，富人交税少上大学机会多，而农民子女考大学越来越难。

　　我希望中央领导人在做亲民政策的时候还要考虑代价的问题。比如说取消农业税，中国政府官员全都是垂直系统任命的，乡镇一级干部的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没关系，那么这些干部与民同甘苦的利益机制在哪里？如何既减轻农民负担又保证基层干部与民同甘苦，这是一个影响到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　

（ 责任编辑：张雪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