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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的时代意义
■刘细良
（香港文化评论人）
不知为何董建华出任特首这八年，总令我想起已故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借明代万历年间文官武将思想家的故事，刻划人与时代的关系，探索个人在长时段历史背景制约下，究竟可以有什么作为。董建华的政绩，也同样必须置于具体历史脉络之中才可以彰显出他的意义。
在中央正式接受董建华因健康理由请辞后，翌日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说：“他(董建华)没有做政治人物会做的事”，董管治风格是不“作秀”，不像西方政客彭定康一样巡区抱抱小朋友、吃蛋挞、饮凉茶，大演亲民作风，他时刻都试图以道德、伦理教化去感召身边的人，不厌其烦解说“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的道理。一个领导的管治风格怎样，是没有对与错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
将董建华放回时代脉络，究竟他是身处一个怎样的位置呢？香港特区是一个奇怪的城市，一方面在英治百年多前的殖民地时代，已将香港带进全球化贸易之中，将西方习惯法、现代财务管理、保险制度及市政管理等引入这个小地方。英国人对香港没有长期打算，只有见步行步的权宜之计，因为毕竟这地方与大英帝国相距太远，背后又有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
60年代开始英人采取就地而治，伦敦委派的港督无需再事事禀告殖民地事务部(或日后的外交部)，并着手建立华人为主的政府公务员体制。这种就地而治的方法表里大有差别，表面上英国人推行公务员体制改革、地方行政改革、扩展咨询委员会制度及引入更高层次的直接选举，这些搭建成一个所谓香港代议政制，但这背后真正的权力运作是由少数英国人掌握，包括港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三军司令及汇丰银行大班等，可以这样说，英国人在1997年前未有真正与香港人包括高级公务员、议会政党分享权力，1992年彭定康接替温和的卫奕信，只凭借个人政治技巧及少数幕僚、随从，便全力推行政改方案，从中大家可见香港真正的决策核心所在。
1997年7月1日主权回归，特区政府成立，开始实践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在殖民地刻意矮化政治发展，政治人才欠缺真正的决策历练等情况下展开。港人治港面对的挑战是一个拥有西化中产专业阶层、自由传媒、先进的商业金融体制及法治系统，一个备受国际注目的城市，如何在政治发展上赶上去。领导人需要的不只是道德使命感，同时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技巧。
董的方法是希望以伟大的施政蓝图去实践港人治港这个使命，每次施政报告都意图提出更伟大的构想，而市民对政府施政期望则不断升温。
在1997年前香港一般民众因殖民地心态对政治漠不关心，每年公布预算案前，市民最关心的是预计增加烟税而抢购香烟，一般群众连财政司的名字也不太清楚。回归令香港人真正出现了一种当家作主的心态，对政治关注程度大大提高，政治期望自然高涨，作为一个“大有为”的领导，要满足各方政治期望实在不容易，只有更辛勤、更努力工作，甚或想出更多的伟大工程，证明自己有使命感。
在民众的政治期望中，有“虚”也有“实”，“虚”是一种心理感觉，所谓feel good，感觉良好。政治有他“虚”的一面，就是政客以“作秀”来与群众沟通，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便精于此道，擅用小故事及诚恳语调推销美国传统价值，如爱国、自由、尊严等，但具体的施政他不太理会。中产阶层更注重这种“虚”的政治感觉，董建华风格变得与中产主流不符。而民众“实”的期望则是不同阶层利益诉求，作为领导要知道自己代表谁的利益，有自己一套理论去支持利益分配政策，否则便会左支右绌疲于奔命。董建华就像一颗“许愿树”，各人都将自己的欲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本人也尽力讨好各人，满足他们的愿望，结果连许愿树自己也累坏了。
对董建华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异议者都有一点共通的评价，就是“一个好人”。
香港的低度政治发展，塑造其“古惑仔”性格，人们爱抬扛，性格反叛，无贯彻的信念，歌颂看风转舵的“叻仔”价值观，人民以街头智能来自保，在殖民地下求存，只因为过去百多年政治上的理想无法伸张，谈理想是侈奢行为。政治制度及人物无法保障自己，惟有靠这些“古惑仔”智能去生存，这是百年形塑而成的集体性格。董建华的“好人”作风，及以道德感召作施政，与这种性格显然不符。
港人治港是一个新的探索，董建华负上了这个历史的重担，在摸索中没有什么地图保证到达应许之地。董建华时代的意义将会在往后的时间显现，由殖民地通向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推动渐进式民主化，建立一套有别于殖民地时代的现代政治体系及政治伦理，是时代对我们的挑战。董建华作为探索的先行者，是受到历史的肯定的。也只有超越董建华的个人得失，我们才可以对未来无所畏惧！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