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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时评■张剑荆
昨日，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四位著名经济学家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曾培炎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参加颁奖典礼。24日晚，四百余位经济界人士聚会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祝贺这四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
本报自创刊始，多次刊发过这四位经济学家的文章，本报记者也多次采访过他们。因此，对他们的获奖，本报也感到与有荣焉，本报编辑部除了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敬意之外，还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他们四位属于我国第一和第二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生于1904年，马洪先生生于1920年，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出任要职，是学界公认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他们两位属于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生于1923年，吴敬琏先生生于1930年，他们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学研究工作，70年代后期进入了学术生涯的黄金阶段，他们属于新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他们四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直接参与或主持了经济政策的制定，在历史转折关头，都显示了他们的睿智和勇气。
颁奖消息公布后，本报编辑打电话给吴敬琏向他表示祝贺，他是四位中最年轻的一位。他表示，他把这一奖励看做“对我国经济学家群体对改革做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表彰”。他的这一说法，相信会得到包括他们四位获奖者在内的经济学群体的共鸣。在颁奖致辞中，他回忆起另外两位第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和顾准。孙冶方引导中国经济学家开始了“对中国改革道路进行最初的探索”，而顾准则是“指出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第一人”。吴敬琏对中国经济学这一知识谱系的回溯，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奖项的价值取向：中国市场化方向的选择和确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
他们四位都对市场化取向改革路线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薛暮桥，颁奖词称他“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在1990年治理整顿期间，他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建议抓住时机，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如马洪，颁奖词说他“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1984年9月，他上书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1988年3月，他又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如刘国光，颁奖词说，1979年6月，他就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要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如吴敬琏，他以“吴市场”知名于世，颁奖词说他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确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的战略方针……等重要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最为重大的政治经济变迁，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当说，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先是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一项政治抉择。但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经济也是一个“论证”出来的结论，是我国知识界经过长期思索、争论而作出的逻辑抉择。用“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描述这一过程是恰如其分的。其中，我国经济学界起着最为显著的作用。几代经济学家在市场化的大目标下团结起来，共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其功也大，其言也真，其德将不朽。他们堪称经济学领域的大师。
在祝贺他们获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参与其中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还远未完成，“改革还未过大关”。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改革在提高了人民福利的同时，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力量很大的既得利益者；二十多年粗放式增长，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如何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如何解决面临的诸种挑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新课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答，需要在反思过去改革路径的基础上，作出抉择。这一抉择，就其意义而论，与市场化转型同等重要。
（ 责任编辑：金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