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本报记者 张逸之、韩瑞芸 北京报道
北京西城区，成方街甲33号，都市繁华处内进三十米，两尊石狮面西而坐。
与对街斜过的百盛广场相比，石狮守护的这座大院略显素朴：首都的春日照例沙尘飞舞，行路人步履匆匆，甚至很难注意到这里。担负着中国银行业监管重要职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坐落在这个并不起眼的院落。
在大案要案频频凸现的今天，银监会为30多万亿元银行资产提供安全保障，为金融改革清障铺道，令腐败违规者胆寒。“外界报道的只是一部分，过去的问题随着查处会不断披露，将来还会披露，目前我们已经掌控了一些重点案件。”3月23日上午，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此时，距3月16日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职刚刚一周，唐双宁正忙于在这一特殊压力和背景下部署新的工作。记者见到他时，悬挂着自书的狂草作品的办公室里，两份关于国有银行监管的文件被摊开在办公桌上最显著的位置。
四大行深入整改
“张恩照事件目前只是个人问题，没有涉及建行法人机构。”唐双宁并不讳谈这一“敏感事件”，但表示具体的情况要“等将来查清了再说”。
张恩照于3月10日被相关部门带走，至今仍在接受中纪委调查。其间，外界的一个普遍担忧是：会否累及四大行上市？
“海外不良影响肯定会存在，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的人甚至可能非常担心，但现在事情发生了很快就披露，冷静的海外投资者反倒会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唐双宁的回答与央行行长周小川不谋而合：3月21日，周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个事发生在递交上市申请表和路演之前，也就是在建行招股说明书写出来之前，总比在这之后要好得多”。
话虽如此，但事发之后，监管层显然加大了对商业银行的整治力度。过去几天，银监会连续发出加大监管力度的信息，从国有商业银行到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再到非银行金融机构，全面布置了2005年的检查计划。针对集中暴露的问题，在一份内部报告中，银监会措词严厉地指出，一些违法违规案件发生后，部分商业银行甚至向监管部门反复说情，在责任人的处理上有过轻之嫌。
3月上旬，广受关注的“2005年全国国有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据银监会提供的信息，今年二、三季度，他们将展开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重点业务专项检查，落实整改情况；6－10月份，现场检查的触角还将延伸到四大行的海外机构。“张恩照的事情没有暴露之前，‘高山案’等案件发生后，银监会已做了大量工作安排。”唐双宁说。
他所指的“高山案”最初见于东北高速（600003．ｓｈ）1月15日的一份公告，随后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卷款潜逃一案事发，至今未结。
监管层旋即做出反应。2月5日、18日，银监会分别召集16家主要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就银行案件查防工作进行部署，并下发了《关于落实案件专项治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银行案件风险的通知》、《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并据此制定《商业银行案件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商业银行采取措施降低案发率。“刘明康主席亲自做了部署，都是很严肃、很具体的，针对性、操作性都比较强。”唐双宁说，“通知规定了各种制度要求，不能说已经十分全面，但基本的都有。”
中行“高山案”中，基层支行的财务漏洞令人瞠目。正缘于此，根据银监会的要求，中行组织了以财会部门为主的会计核算制度制定情况的大检查，准备派出20个检查组，“拉网式”清理案件高发地区的各项规章制度。该行还紧急成立由行内业务专家和外部审计专家组成的内部控制专家小组，在管理层直接领导下，负责案件调查、管理流程改进和制度完善等工作。
迄今为止，“张恩照事件”涉及的建设银行已经逐案派出检查组，专案查处已发案件，并拟对全行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摸底，以求排解隐患。
尚未全面启动股份制改造的工、农两行，亦在此轮整改中有所行动。其中，农业银行制定了详细的案件专项治理方案，在全行范围内进行“下查一级”的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工商银行也迅速召开“合法合规经营工作会议”，自2月份起在全系统展开检查。此前，工行已改组其内部审计委员会，在原稽核监督局的基础上设立了内部审计局，在原跨区域设立的6家稽核专员办公室的基础上扩充组建了10家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分局；风险管理委员会亦被重组。而自2000年以来，为配合审计署和监管部门工作而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逐步推进的全面审计，至2004年已覆盖了全行总资产的60％以上。
监管检查与自我整改的双重压力之下，污点陆续浮出水面。
唐双宁透露，包头银监分局在对农行包头市分行的现场检查中，发现所属汇通支行、东河支行在办理个人质押贷款和贴现业务中，有银行员工内外勾结，骗取银行贷款，涉案金额逾1亿元。3月24日，银监会公布了这一最新案件的处理结果，43名相关责任人受惩。“银行好比一辆汽车，有油门也要有刹车。监管就是刹车。如果一辆汽车有两个油门，没有刹车，这辆汽车就要完蛋了。”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银监会全线督查
清扫“垃圾”的风暴并不仅仅停留在四大行层面。
与四大行直接对应的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去年刚刚接受国家审计署长达数月的审计。今年3月，银监会的监管人员再度进驻四家公司，了解其重点项目的处置情况，调查第二次不良资产剥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后者也正是国家审计署在不少地方发现的漏洞之一）。此次行动将持续到6月份。
非银金融机构层面，最近的3月17日至20日，在山东烟台召开“2005年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上，唐双宁提出，要加强现场检查，去年已经进行过现场检查的今年要实行持续监管，去年尚未进行现场检查的今年要补课，还要完善非现场监管体系和手段，并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已经提上日程的是，从4月份开始，银监会将对55家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交叉现场检查。“（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不大，资产质量参差不齐，风险最难处理。”银监会副主席做了一个概括——截止到2004年末，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总额8837亿元，在庞大的金融体系中并不起眼；银监会成立以来，对这类机构明确确立了以防范风险为核心的分类监管指导思想，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而最引人注目的“重头戏”依然在商业银行。除前文提到的四大行外，按照计划，3－6月份，银监会将组织33家地方银监局，对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65家分支行进行现场检查，关注重点是贷款五级分类的真实性和核销贷款管理状况；11月，专项检查城市商业银行的非信贷资产。
实际上，类似的动作过去已有表现。正如唐双宁所言，“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在2003年、2004年的基础上，对银行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的持续跟踪检查。”说这话时，他打开了案头的一份材料——不夸张地说，上面的记载可能让所有曾经涉足银行腐败的人茶饭不思。
2003年，银监会成立伊始，便组织148个检查组，深入四大行及其分支共5001个营业性机构，“解剖”其信贷、非信贷和表外业务。检查人员的“丰硕成果”让人难展笑颜：发现违法违规违纪问题12350个，处罚1928人，其中1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年的力度丝毫没有减少：派出检查人员5236人，对2003年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第二次检查。这一年，四大行共有433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惩处，其中刑事处罚184人。银监会还找出了中、建两行在不良资产二次剥离中的“猫腻”，处理了41399名“撞线”人员，并将其中的116人移交司法机关。同年，四大行共计有46名高管被取消任职资格，中止了银行业生涯。
作为这套“持续跟踪监管”方法的倡导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与唐双宁曾分别到四家银行总行召开部门总经理以上人员会议，通报两次检查结果。2005年已经和即将刮起的“监管风暴”，即沿袭了这一思路。
监管思路渐变
需要指出的是，于银行而言，监管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大棒”——银监会更愿意通过他们的努力，让中国的商业银行尽可能地“以新面目示人”。这也恰恰是海外上市的必备条件。
从事银行监管工作多年的唐双宁透露了一组数据：2000年（当时银监会尚未成立），人民银行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进行核实后发现，两者之间存在4－5个百分点的误差；2004年，银监会重新核查时，这一差距已经降到了1．6个百分点。
唐双宁说，不良贷款率的偏离可能出于技术原因，可能出于判断失误，也不排除弄虚作假的现象。“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们只能尽量接近真实，虽然离国际一流银行及其监管的水平还有差距，但这些年来，我们的监管思路和方法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
自成立至今，银监会已向各家银行发出了73份风险提示文件，如《关于山西7．28金融大案风险提示的通知》、《关于中国银行案件问题风险提示的通知》、《关于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管理防范重大风险和案件的通知》等。唐双宁认为，这反映了两个转变迹象：明确监管理念，完备法规制度。“现在的指导思想就是管法人、管内控、管风险、提高透明度。譬如说，法人下面的具体分支机构，某一个具体人员，出了某一个具体问题，我们就对整个法人问责，属于内部管理的问题主要由企业法人来承担。”
“管风险”则着眼于三个层面——信用、市场、操作，而尤以前者为甚。
“信用风险目前仍是最主要的。”唐双宁说，“过去我们讲信用风险主要讲降低不良贷款，后来又讲‘双降’，降低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后来是‘全降’，既要降低不良贷款，又要降低其他非信贷不良资产和表外风险；再往后是‘真降’，就是检查它的偏离度，即真实性，看银行报表反映的情况准确不准确；今后还有高质量的下降，要把握五级分类中，各个不同类别的资产下一步的趋势是什么，它是向好的方面转换，还是向坏的方面转换。我们称之为贷款迁徙度的监管。”
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转变，则是监管专业性及科学性的提高。
以巴塞尔协议中最基本的要求——资本充足率为例，我国实施资本监管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1996年的“中国标准”，这个标准比国际的“老标准”大约差4－5个百分点。二是目前实行的国际‘老标准’，即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标准。三是将来还要按新的巴塞尔协议来监管。“这好比量血压一样，过去的标准是150／100，虽然表面上自己血压正常，但是自欺欺人。现在调到130／90，以后再调到120／80，虽然高血压的人多了，但真实了，让我们知道要对症下药了。”唐说。
“就监管而言，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最管用、最合理、最科学的指标，是科学发展观在银行监管中的具体体现。”唐双宁说，“第一，它鞭策你科学发展，否则，如果盲目扩大资产，过多增加风险资产，资本充足率就会降低。第二，它鞭策你提高资产质量，如果资产增加后贷款质量不好，风险权重就要上升，扣减项也会增加，充足率还是会下降。第三，鞭策银行合理分配利润，你不能吃干榨净，分配利润时要增加资本，所以这是一个最科学的指标。”
从分类监管到退出机制
在近日的多次监管会议上，有一个名词被经常提及——分类监管。
可资佐证的迹象是，对于已经股改的中、建两家银行，银监会的要求已然上升到公司治理层面，而工行和农行的当务之急，则是加快内部改革，为股改做好铺垫。
不过四大行的分类监管才刚刚起步，在为数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分类”思路的渗透更是时日已久。
2003年，银监会监管二部开始对112家城商行实行内部评级，依照资本充足率、资产安全状况、公司治理机制、盈利状况等标准，把它们分为6类。按照当时的分类，整体质量较好的一类和二类银行只有20多家，如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等。而据唐双宁透露，经营状况差、各项监测指标不符合监管要求、被风险评级体系列为第六类的银行亦有4家，如原佛山市商业银行，分布于广东和辽宁两省。
去年10月，面对前来培训的众多城商行董事长，唐双宁直言不讳：要争取用一年时间“消灭”状况最差的城商行。
时至今日，让问题银行承担无限责任的退出计划，已在国内部分付诸实践。
“佛山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唐双宁说。他指的是去年9月28日，银监会批复同意兴业银行并购佛山市商业银行；同年12月6日，兴业银行佛山分行正式对外营业。佛山市商业银行实现了“安全”退出。
至于其他三家城商行，银监会也正在研究解决方案，并且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置途径。唐还不点名地指出，南方另一家沿海城市的商业银行停业数年，已经确定退出市场。但该银行并不在上述四家第六类城商行之列。
这样，继历史上曾经关闭的数家信托公司、海南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之后，商业银行的退出通道，将正式成为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手段之一。而据唐双宁透露，针对包括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类监管体系，也正在拟定之中，将于2005年完成。（本报记者郑小伶对本文亦有贡献）
（ 责任编辑：雨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