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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自2002年开始如井喷似的汽车需求，将本来因经济高速成长而不断增多的石油需求推向高潮。2003年我国已进口了9112万吨原油和2824万吨成品油；2004年1至8月份又进口了7996万吨原油和2531万吨成品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统计资料)。有专家称，到2005年中国将有一半石油需求依赖进口。这一现象意义深远。
这首先说明，中国人推进的“现代化”颇为成功。所谓现代化，这里并无褒义或贬义。它最直接地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如由“汽车、别墅加高速路”组合而成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说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生活方式，如“小桥、流水、人家”，更好或更坏；前者舒适、宽敞和快速，后者自然、安逸和优雅。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却对应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自动机和机械的大量使用、大规模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即所谓工业化。工业化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可以是一套技术知识，也可以是一套制度知识。
除此之外，从国际角度看，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它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它大量地消耗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煤和石油。这种特点是否必然，还需深入论证。至少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人们不可能因为未来某一天会被耗竭而不使用现在看来遍地都是的资源。
第二个特点，是工业化与军事工业、从而与对军事霸权的争夺紧密相关。从瓦特改进蒸汽机到这种动力机在英国纺织业中普及，经历了大约5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根本无法使蒸汽机的发明人坚持下来。一个合理的猜测是，真正支撑蒸汽机生产的财务运转的，不是轻工业对动力机的需求，而是军事工业直接或间接的订单。炮舰本身就需要装备蒸汽机，大量生产坚船利炮的军工厂也需要蒸汽机，还有作为军事工业重要原材料的钢材和煤炭的生产都需要蒸汽机。后来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展，包括汽车、飞机、计算机甚至互联网，都有来自军方大量而强烈的需求的支持。反过来，军事力量的发展，又可以为本国带来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使英国人有机会利用政府权力摧垮印度的棉纺织业(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上卷，第254页)，从而为英国纺织业在全球的霸权奠定了基础。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的胜利，又使英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且借此打垮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也为英国产品向世界的进军创造了条件。值得一提的是，与现代工业一样，支撑现代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仍是煤和石油。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石油本身不是一般的商品，它并不完全服从于市场规则。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要时间足够长，某种资源在未来某一天耗竭的前景一般不会进入一个人的计算之中，因为他不会承担这一后果，因此也不会影响这种资源的现时价格。即使人们会考虑到当石油快要耗竭时价格会很高，但如果有人为此减少当下的生产，他的决定在趋势上会推动石油价格上升。这使得现在生产的人有利可图。对于一个经济人来说，谁也不愿意以对自己的约束而使他人获利。只要决定由现代人作出，就有所谓贴现的考虑，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低估后代的福利。更不用说，消费者根本就希望有更便宜的石油。这样一种倾向就会使石油的均衡产量大于时间最佳配置的产量，从而使价格低于最佳价格。只有当资源接近耗竭或者出现石油供给方面的重大变故，并且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时，才会突然爆发出资源的危机。在危机时，普遍的恐慌会使人们过度囤积石油，使油价过高。
从不能给出长期均衡价格的意义上讲，对于石油产品，市场是失灵的。所以与经济学崇尚竞争的一般信念相反，如果有一个垄断者，且寿命无限长，反而可能会作出符合时间最佳配置的生产决定。詹姆斯·布坎南曾经在其“个人产权与共同使用”一文中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只不过他讨论的不是石油，而是一种假设的情境：多条平行的公路(Buchanan，James，“Private Ownership and Common Usage”，Explorations into ConstitutionalEconomics，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89)。这个垄断者可以把价格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使人类比较均衡地在不同时间中使用石油，直到某一天一种成本接近的替代资源被发明出来。
实际上在整个石油工业史中，一直就存在着垄断趋向和控制产量的努力。洛克菲勒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垄断的石油工业秩序；尽管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因垄断行为而肢解了美孚石油公司，但在油价过低时，也情不自禁地出面干预。1931年，当油价低于10美分时，得克萨斯州政府甚至以处于“公开的暴乱和叛乱状态”为由，动用军队占领了东得克萨斯油田，制止过度开采；1932年美国国会通过关税法，其中规定对进口石油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到了1933年，美国国会又授权总统制止“热油”跨州交易，维护美国石油市场中的各州配额制度。(丹尼尔·耶金，《石油、金钱、权力》，上卷，新华出版社，1992，第259－265页)。在当今世界，却是欧佩克扮演着这个垄断者的角色。但它的初衷并非为了人类对资源的最佳利用，而是将石油作武器对抗美国等西方列强。不无讽刺地，石油这种对西方世界至关重要的资源，却大量地埋在它的宿敌阿拉伯人的土地下面。在1970年代以前，中东不少国家的油田为西方强国的石油公司所有，它们在市场规则下大量地采油，使价格非常接近于成本。然而在1960年代以后，二战后独立的中东国家及其他产油国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并在1970年代进行了一场油田国有化的运动，将不少原来由美国等国石油公司拥有的油田收归国有。到了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时，欧佩克用石油作武器，用限制产量的办法使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并逼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东问题上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石油危机虽然对西方国家是一次沉重打击，却使石油价格更接近长期均衡价格的水平，从而使整个人类能够更为有效地在时间范畴中配置石油，也推动了对石油使用的节约。
只是这样一种歪打正着的结果，在国际政治中充满争议。欧佩克作为一个价格卡特尔，其定价已经远远脱离了石油生产的成本。以目前为例，石油价格已经高于50美元一桶，但在中东生产石油的成本不高于5美元一桶。高于成本的部分被称为“租金”。租金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级差地租”，即因地质条件和地理位置不同而形成的成本差额，这类似于好地和次地的区别。如伊拉克的产油成本只有2.5美元一桶，而我国的产油成本约为1..5美元一桶。如果这是全球最高的水平且需求足够多，在竞争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就定于17.5美元一桶。17.5美元与2.5美元之差15美元就是伊拉克油田的级差地租。去掉级差地租的租金就是所谓“经济租”，即因资源的稀缺而形成的租金，也是因欧佩克限制产量而使价格提升的部分。在这里，所谓资源稀缺，并非指一种资源的绝对稀缺，而是相对于石油的长期最佳产量而言的需求对供给的紧张关系。关于租金由谁享有，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谁也没有付出劳动，分配给谁，取决于谈判实力。关于级差地租，经过多年的冲突与磨合，在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分配格局，即由产油国和石油公司对半平分。而如何分配经济租，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果经济租由石油公司享有，似乎不太公平。因为这完全和企业的投入无关。既然这笔租金帮助人类更有效地使用石油，而依赖于市场制度却无法实现，征收石油租金就是实现一个集体行动而采取的行动，并有相应的成本。这应该是超企业的政府所为。但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只有不同的民族国家。这个经济租怎样分配，就取决于国家实力和国际政治格局。
在西方石油公司主导的低油价时期，西方国家政府征收较高的汽油税，实际上将大量的经济租据为己有。当欧佩克在1973年动用石油武器以后，油价的高涨才将部分经济租转移到石油输出国那里。由于油价上升，石油净进口国就要相应地降低汽油税，从而形成对经济租的新的分配。例如美国的汽油税曾在1930年代达到高峰，各州平均为每加仑75美分(按2002年价格水平，后同)，一直到1960年代，汽油税仍保持在50美分以上。1973年以后，汽油税一路下滑，到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后的1980年代初，已降到不足30美分(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Historical Trends in Motor Gasoline Taxes，1918－2002)。1972年美国汽油税率约为32.5％，到了1981年为10.6％，而到了2002年则为22％(计算中，汽油价格根据Neil Gamson，Real Motor Gasoline Prices中的数据)。西方国家称转移到欧佩克那里去的经济租部分为“欧佩克税”。欧佩克之所以可以分到一杯羹，是因为石油埋在产油国的地底下，且欧佩克是一种卡特尔组织，它可以通过减少成员国的产量配额而使油价上升。美国人对之恨之入骨，以致有美国人宣称，只要欧佩克官员踏上美国领土就要将他逮捕(转引自吴磊，《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2页)。因此当美国占领伊拉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让伊拉克退出欧佩克，或者在欧佩克中表达美国的意志。一旦欧佩克被削弱，油价也会变得有利于石油净进口国。很显然，石油价格不是由纯粹的市场决定的，它是国际政治甚至军事格局的结果。
由于石油在现代经济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有关石油的经济租如何分配，涉及到不同国家以什么样的成本使用石油，也就涉及到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尽管在国际市场上，油价是基本一致的，但油价中含有不同的成本成分，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和“欧佩克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有巨大的跨国石油公司，它们控制着大量的油田、输油管道、石油销售渠道和炼油厂，分享了大量的因提价而带来的好处。从整个国家来看，美国实际的石油成本是很低的，因而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
（ 责任编辑：谢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