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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近年来，中国对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对中国出口的增长成为不少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后，中国积极参与新一轮贸易谈判，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稳定的全球贸易体系。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600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377亿美元，中国作为未来对外投资国的潜力初步显现，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成为21世纪人类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哪些？中国的发展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机遇？
■本报记者 孙超
中国正面临
史无前例的增长机会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纷纷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作预测与分析。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了在新世纪前20年人均ＧＤＰ翻两番的目标。最近，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了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最新分析预测。课题组分三种情景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进行了预测，按照基准情景，“十一五”期间经济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照不变价格（2000年价格）计算，“十一五”期末ＧＤＰ总量按美元计算将达到23000亿美元左右，人均ＧＤＰ将达到1700美元左右；2010－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7％左右，到2020年，ＧＤＰ总量将达到47000亿美元左右，人均ＧＤＰ将达到3200美元左右。
报告指出，具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国内市场广阔，增长潜力巨大；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投资环境持续改善等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巴里·诺顿教授表示，中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许多人认为投资率太高，会导致经济过热。这种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样的投资率对中国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无法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诺顿认为，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多种因素的融合，这些建立在高投资率之上的因素相互加强从而使生产力在许多经济部门快速增长。
新的瓶颈不容忽视
诺顿认为，世界经济正在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是更强的世界范围内的增长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资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一个约为二十五年的平稳降低原材料价格的时期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商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正在上涨。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正在逐步适应这些变化着的情况。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对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警觉性，而不再是仅仅刺激经济发展。”
摩根士丹利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指出，“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并没有降温，而且又进入了新的瓶颈。”罗奇认为，现在宣布中国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取得成功为时尚早。2005年前3个月的经济数据不得不使人们警觉，因为无论是固定资本投资还是工业产值方面的数字都在迅速增加。罗奇预测，200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可能还会再增加50％。“到底是不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只有实践能够告诉我们。”“投资过多会造成过度供应，最后导致通账，这个问题是中国一直所担心的。考虑到中国靠拉动内需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案，我认为，如果没有外部的支持会发现中国自己强调的模式恐怕是头重脚轻，不能长久发展。”
哈佛大学德怀特·帕金斯教授预言，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内，基本层面不会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之后的问题将会来自于“一个孩子的政策和老年人寿命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抚养比率的激增，即非工作人口占工作人口比例的激增。”这些趋势并不是直接迫切的问题。帕金斯指出，影响经济消极的一面是，许多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关键制度仍然很薄弱或缺乏。尤其是法律体系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很弱。外国投资者比国内投资者享受的待遇更好。许多改革措施都是用来取悦和吸引外国投资者，然后才是国内投资者。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
帕金斯认为，尽管对经济基础层面的影响力很强，但是一些非常重要和直接的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在短期内甚至是长期内对经济产生破坏。社会前沿存在的一些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扰乱这种体制进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经济造成破坏。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差距不断加大，这有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在农村收入的增长相对处于停滞状态，并且对如何将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保持在每年3％以上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因此农村和城镇收入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且这一差距已经高于国际标准。“分析威胁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困难的层面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和其对政治的影响，”帕金斯说。
选择保守的政策
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手段去指导，而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订这种政策的挑战。日益复杂并且调整快速的中国经济创造了新的对更加复杂的宏观经济机构和财政机构的长期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当今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环境影响了中国政策的选择。
诺顿分析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体状态，认为当前的经济情况很清晰，中国强健的发展潜力正处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这预示着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至少应该是中性的，稍微保守的政策会更好一些，从而去阻止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换句话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应该再去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应该提供连续的压力去限制短期增长率。中国目前应该放慢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
尽管过去的三年里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仅仅是小规模的变动。诺顿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大量的资本注入。央行面临着管理的挑战，应该致力于政策的灵活性，从而抵御外来的资本注入。如果外来注入的资本不能得到抑制，当前正在膨胀的泡沫将会继续。中国经济潜在的结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深刻的变化需要央行运用相对高的灵活性去处理许多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诺顿表示，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在迅速和丰富的经济信息中才能够有效。能够改进信息反馈质量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有效。信贷市场，尤其是固定收入保障的市场，以一种及时的形式敏感地反映了大量的经济信息。当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利率政策加以实施的时候，利率和信贷市场之间发生的相互反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反馈资源。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全新的领域，增加经济信息资源就变得更为迫切。
2004年的宏观调控很重要，不仅改善了投资项目的规则，而且控制了非法的土地转移。但是，进一步来看，这些手段并不能帮助经济找到合适的背景去实施宏观经济政策。
诺顿认为，新的市场不平衡正在形成。投资并不能够持续快速增长，原材料价格继续攀升。宏观经济政策仍然不能够使经济走上平衡发展的轨道。因此，首要紧急的任务是使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朝着更保守的方向发展。
东芝集团会长西室泰三也表示，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可以连续几十年维持高速增长，从而导致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但是最终经济发展速度会下降，趋于平缓发展。这个转型很难实现，因为外部环境常常迫使政策制定者突然地或毫无预期地适应缓慢发展（尽管内在的结构情况已经在逐步改变）。日本和韩国都试图推迟经济开始缓慢增长的时间，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如果中国能够吸取教训，在未来十年内实施一套公开的、反应迅速的、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避免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否可以长久，且时间会有多长。”帕金斯指出，中国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二十至三十年内保持人均收入6％左右的增长率，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韩国2004年人均收入水平的一半以上，且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会超过韩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中国不是另外一个韩国。人们讨论的是会影响到13亿人口的根本变革，这一数字甚至高于目前欧洲和北美洲所有“高收入”国家外加日本和亚洲四虎所有国家人口的总和。这种变革所蕴含的全球范围内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可以感受得出来。对环境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诺顿提醒大家应该注意到中国并不会永远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ＧＤＰ的增长会减慢。”大约2015年到2020年以后，增长速度会急剧下降。随着农民离开农村，中国的结构转型将完成。在这些结构的和人口的转变过程中，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增长率将会从过去几十年一直持续的4％持续降低，2015年以后少于1％，到2020年将接近于零。与此同时，目前已经超过10％的老龄人口比率将会继续快速增加。经济环境将会再次发生急剧变化。这些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中国最好从现在就开始准备应对这些挑战。”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