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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东亚区域关系避不开的“结”。2005年3月，因为历史问题，日本再一次成为东亚动荡的主角。无论是教科书、领土争端，还是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声音里，都透着对日本深深的疑虑。这种担心，不仅仅在于现在的日本已经咄咄逼人，更在于一个把成为“正常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实力基础上的日本，是否真的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常国家？
东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还是历史。日本抛出的“教科书”引爆了东亚又一个热点。这次引起中、韩等国舆论强烈反响的教科书问题，源自由去年延续至今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事件。
其一，教科书选用：2004年8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将于2005年4月开校的东京都立白鸥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校的历史课程，选用日本扶桑社(出版社名)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
其二，教科书审定：日本2006年版初中新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将在2005年4月公布。此前，有媒体披露了扶桑社送审新版教科书的部分内容，日本周边国家对该书的观点和内容纷纷提出严厉批评。目前，日本国内外对这本教科书能否最终通过审查均表示了强烈关注。
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
教科书反映的是一个历史认识问题，它影响着未来的日本将以何种眼光来看待世界，决定日本的对外政策。更何况，日本的历史观今天已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心结”。亚洲邻国半个多世纪始终对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心存警惕，正是缘于历史。但可惜的是，日本口上虽反复“道歉”、“谢罪”，但行动上却一直默许甚至纵容国内极右势力抹杀历史的行为。这也是教科书屡屡成为东亚区域议题的原因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教科书已成为东亚检验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试金石。
近年来屡屡引发抗议的，是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该书2002年版开宗明义地讲道：“学习历史，并不是为了解过去的事实。而是基于过去的事实，了解过去的人是怎样想的。不要认为历史是固定的、不变的，也不要用现在的道德来衡量历史。”
这的确就是日本右翼的历史观———从不悔过，推崇结果将证明过程合理的历史观。而新近引发广泛关注的2006版“新教科书”，从已经披露的内容来看，更延续了其“皇国史观”，而且愈发变本加厉，在内容和措辞上，与2002年版相比，出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内容。
在日本，初等和中等教育所需教科书，一般每四年“审定”一次，由民间出版社向文部省提出申请。审定合格后方可作为正规教科书出版，供学校选用———公立学校由主管该校的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教材版本，私立学校可自行选择。目前，日本共有8个不同版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这些教材在思想内容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扶桑社2002版历史教科书引发的争议，日本文部省曾表示：政府的审定，主要是看教科书的记述是否与事实有出入，至于编撰者的思想，具体到历史教科书所反映的“历史观”，日本政府则“无法限制”。有舆论认为，文部省的这番说明，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纵容右翼势力。事实上，从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历史来看，日本文部省恰恰是不折不扣的帮凶。因此，人们也更关注日本政府对待2006版“新教科书”的态度。
3次“教科书攻击”教科书问题，可溯源于战后盟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肃，由于这次整肃并不彻底，从二战结束时起日本就存在一股否认侵略历史、推行“皇国史”观的极右势力。半个世纪以来，这股势力发起了3次“教科书攻击”行动。
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动“第一次教科书攻击”，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最大的一次篡改。这次篡改否定了“南京大屠杀”，把日本的“侵略”改成“进出”，淡化了日本加诸世界的伤害。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1970年编纂了新的历史教科书，并通过法律诉讼告倒文部省，使“南京大屠杀”等史实重新出现在日本教科书中。
198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教科书攻击”，日本文部省再度强化了教科书审定标准。于是，“侵略”重新成为“进出”，“南京大屠杀”被说成是“在混乱中发生”……这次“攻击”由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特别是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被迫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增加了“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的标准。教科书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保守思潮泛起。一些日本右翼学者借机于1997年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挑起了延续至今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
2001年4月3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宣布为“合格”，通过了审定。虽然这部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在审定过程中因被认为存在“严重问题”而作了137处修改，但其宣扬“皇国史观”的基调未变。用此书编撰者之一西尾干二的话说，修改不过是删繁就简，并未伤筋动骨。当年8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将为东京的两所特护学校采用。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一个智障儿子在其中一所学校就读，对自己的儿子即将接受的“历史教育”，大江当时愤怒地表示：“他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哪里是在为有障碍的儿童着想？这是欺凌弱者的一种非常毒辣的机会主义行径。”
右翼寻求“突破”
尽管日本右翼篡改历史不遗余力，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截至2004年7月，在日本全国544个选择区中，这本教材采用率不到0.1％，更没有被一所公立学校采用。然而，2004年8月26日，负责决定教科书选用的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在东京都立白鸥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校采用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这是第一个选用扶桑社2002版历史教科书的公立学校。
这当然令右翼喜出望外。“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对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表现出的高水准的认识致以敬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教育长横山洋吉却表示：该教科书的内容是将重点放在加深对本国历史的热爱上面。
当时，针对白鸥高校采用教科书的决定，有媒体担心在日本现在的总保守化的环境下，这可能导致日本国内其他地区的公立学校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因此，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教材选用的争论曾被看成是日本全国性教科书选用的“前哨战”。但结果表明，右翼势力在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获胜。
右翼势力在公立学校的“突破”，连同出现的在审教科书内容泄露事件，构成了右翼势力自1900年代后期发动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最新战场。它所反映的日本历史观可能出现的逆转，才是引发亚洲国家警惕的根源。
日本政府该如何面对？
对于这次教科书事件，有媒体认为，日本右翼此刻挑起事端，不但是在逼迫日本政府，也是希望以此向亚洲邻国表明，他们不会在历史问题上“屈服”。事实上，教科书事件也暗合了当前日本的某种政治情绪。
近年来，日本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使得国际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被看成是“干涉内政”，日本民众中坚持谢罪立场、勇于面对历史的力量也略显颓势，根源在于日本政界、财界有权势的某些人物，对右翼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甚至怂恿。
2005年1月29日，62岁的日本文部大臣中山成彬在宫崎县举行的就职庆典上致词时说：“(日本)有很多自虐性的教科书，……很多教科书主张日本做尽坏事。”韩国媒体报道说，中山似乎知道自己的言论会引发风波，但他仍表示：“我不会再失言。但事实上我想失言。”
5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中山成彬曾担任执政自民党内部的“思考日本的未来和历史教育的聚会”的代表，该组织主张应删除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强行带走慰安妇等措辞。中山大臣“想失言”的迫切心情，与小泉首相对来自民众和邻国的抗议充耳不闻，一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不可能不对极右势力某种暗示和鼓励。
政府言行不一，态度暧昧，民间又缺乏制约日本政坛日益右倾化的决定性力量，说明当今的日本还不是一个能够让邻居安心入睡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一本教科书的审定，一个官员的“口误”，都可能成为牵动国家和民众神经的重大事件。历史不仅是历史，历史在这种氛围下更成了严峻的现实。如何看待历史，决定着国家关系的现实，并可能昭示着国家发展的未来。现在，似乎到了该日本政府表明态度的时候了：是以对历史与国家真正负责的态度，直面日本的侵略历史，真诚向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谢罪，并以史为鉴，开辟未来，还是纵容乃至赞同“皇国史观”，美化侵略历史？“新教科书事件”是块试金石。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