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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通衢”摆龙腰
“湖北正被‘边缘化’，”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杨云彦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大发感慨：“我们的制造业衰退、就业萎缩、劳动力大量外流、投资和内需不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呈进一步扩大趋势”；“无论是农业、科教还是人才，我们大而不强，一个人口大省却是财政穷省”；“中部塌陷，不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评价，而是基于自我反思后的清醒认知”。
面对中部崛起的政策春风，“九省通衢”的湖北将如何将其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
誓做中部领头羊
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北四环线的龙都公寓10楼，四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来自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首次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聚首，共商中部崛起大计。
早在2004年10月，在“东湖论坛2004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亲任“东湖论坛”组委会委员的湖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袁焱舫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当前国内的论坛格局基本上是“南有博鳌，北有亚布力，东有APEC，西有西部论坛”，但是中部还没有能与之抗衡的论坛品牌，这与中部，尤其是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态势极不相称。湖北作为一个中部大省，应面向未来，抢抓促进中部崛起的历史机遇，为努力实现湖北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前列充分做好资源利用与开发的工作，有责任把全国性的财经论坛办好，努力打造一个立足湖北，放眼全国的交流平台，争取中部第一，形成国内会展五足鼎立的局势，将“东湖论坛”办成中部地区的一个品牌论坛。
点击湖北省的政府网站“荆楚网”，精心制作的“聚焦中部话崛起”的专题网页跃入眼球，这是记者所能搜索到的关于“中部崛起”话题信息最集中的网页，而在湖北的中部概念中，武汉还被专门单列作为中部的1市，与中部6省并列构成“6+1”中部地区格局。
走在武汉三镇，以“华中”、“中南”打头的单位名称比比皆是。仅从“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众多中央部属院校就可见一斑。
打开中国地图，湖北恰好在其他中部五省的半包围之中，坐拥神州中央。而武汉位置居中，位于横贯东西的长江、沪蓉高速公路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干线、京珠高速公路的交汇处，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重庆、西安等特大中心城市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得中独厚”，辐射四周，可谓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其区位之显要一览无余。
2003年“促进中部崛起”写进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湖北上下经过热烈的讨论更是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作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湖北在中部地区具有领衔担纲的责任。
在2004年7月召开的湖北省委八届五次全会上，湖北省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全省经济发展三年有明显变化，五至七年有大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
“中部地区崛起，湖北首当其冲”，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对湖北要做中部领头羊的战略，表示出了坚定的决心和信心。湖北省省长罗清泉公开声明说，在本世纪的头20年，要把湖北建设成为我国中部重要的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区和现代物流中心区，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
种种敢为人先誓做第一的积极动作表明，湖北领跑中部的决心已定。《中国经济周刊》在湖北采访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领跑中部，努力走在中西部前列”。言谈中，充满“舍我其谁”的自信。
但对于湖北的崛起而言，与决心和信心同在的，还有前所未有的挑战。
“早起的鸟”未先到
早在上世纪的1988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就提出了“牛肚子”概念，用以阐述“中部崛起”理论。他认为，中国这么大，沿海开放城市就像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像牛肚子。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这只大牯牛呈现身陷泥潭之态，拉它的头、扯它的尾、搬动它的腿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托起它的腹部，否则它是无法站立起来。而它一旦站立起来，什么“小龙”、“小狮”、“小虎”，就都不是其对手。
受此观点影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广富，在湖北省第五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面对竞争激烈的商品经济，湖北要么激流勇进，奋力在中部崛起；要么无所作为，沦为中间谷地。湖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奋力拼搏，实现中部崛起。此后的1994年，“中部崛起”战略更写入了湖北省委的文件中。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北就具有浓郁的改革开放色彩：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于1991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
1992年5月，武汉市被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8月，第一艘外轮—日本“日佳丸”号驶抵武汉港青山外贸码头；
1984年11月，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一由西方专家首度执掌中国国有企业而兴起的冲击波，冲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引进技术与智力的闸门；
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6月29日，时任市长的吴官正表示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
1979年9月，武汉市批准桥口区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以减免税收、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等政策鼓励个体户到汉正街集中经营。汉正街的出现为武汉城市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迈出了开启性的一步；
早在1974年9月，武钢就从联邦德国和日本引进了重点项目一米七轧机工程破土动工。此项工程开1970年代武汉市引进外资之先河，武钢因此跃升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而早在清朝末年，作为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张之洞督鄂20年间，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奠定。
受此影响，汉口也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汉口在19世纪末已是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其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已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中位列第三，到1904年突破1亿3000万两大关，“驾乎津门，直追沪上”。1906年，作为国内当时最长的铁路—京汉铁路建成通车，不但使武汉的物流更加快捷，而且使武汉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更加凸显。
这是由于张之洞的新政给湖北带来的新貌，才有了湖北新军，才有了后来的武昌起义，才有了辛亥革命，武汉和湖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谓占尽风头。
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湖北在中部崛起的规划至今未能实现，从目前各种统计数据看，中部在全国是塌陷的，湖北在中部地区也是塌陷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陈继勇直言不讳。
“早起的鸟最先吃到虫子”，但湖北历史的辉煌和敢为人先的锐气，到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反而始终没有再现其应有的风采。
湖北现象
对于湖北，省内外人士有一个共识：优势资源多，但现状堪忧。这种“应然”与“实然”的差距似乎构成了一个“似非而是”的“湖北现象”。
从地理位置看，湖北处于横贯东西的长江中游，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交汇点，“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使湖北“通江达海贯南北”，具有其他省份不可替代的先天地理优势。
从自然资源上看，丰富的矿产资源与水电能源为湖北提供了充足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动力；三峡大坝宜昌段和三峡前的中国第一坝—葛洲坝都在湖北境内；
从经济区位上看，湖北处于长江经济带、京广沿线经济带的中接点上，中部崛起带的核心，可对周边经济区形成强大的辐射与吸纳，极易产生扩散与积聚的经济传导效应。“这决定了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大支点作用和较强的节点传导效应。”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说。
从第一产业基础看，湖北不仅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武汉是全国性的粮食、棉花、油脂大型中心批发市场。作为湖北的“二老”之一，“湖北是典型的老农业基地”。
从第二产业基础看，湖北是近代制造业的重要发祥地，当年“汉阳造”声名甚至远播海外。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重工业为主的较完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在国内仍属领先。
从科教与研发实力上看，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综合科研与教育实力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武汉是全国高校第三大聚集区，科研院所比肩而立。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是国家科技部批复建立列入国家火炬计划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许多高新技术如光纤通讯、激光、生物工程、计算机软件等方面居国内领先水平。
但是，所有原有和本有的优势背后都包含着相应的隐忧：“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本是吸纳外地要素资源的通道，现在却成了流失要素资源的坦途；旧时繁荣一时的工业重镇，现在却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双重压力；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却排在全国第11位；虽一直强调“开放市场”，地方保护受害程度却居全国第4位；曾几何时，湖北也有过风光的“名牌岁月”，可如今，除了武钢、东风汽车等特大型国有企业品牌外，“活力28”、“美尔雅”、“长江音响”等当年耀眼的名花，都已经黯然凋零，或者走向式微……
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梁亚莉说，湖北与中部其它五省一样，是我国“二元结构”最为突出的区域，加快农业工业化的焦点，重点在中部：作为传统产业密集区，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难点和重点也在中部。
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杨云彦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谈到湖北经济时不无感慨地说，湖北正在“边缘化”，其突出表现在制造业衰退、就业萎缩、劳动力大量外流、投资和内需不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们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我们是科教大省但不是科教强省，我们是人才大省但不是人才强省，我们是人口大省但却是财政穷省……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中部塌陷，不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评价，而是基于自我反思后我们对形势的清醒认知”。
事实表明，在多年来形成的区域经济格局中，湖北始终没有迈过这道坎：区位优势没有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市场优势，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现在我国东西、南北发展无法连贯，很大程度在于湖北这一中国发展的战略大支点不够强，其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作用和“节点”传导效应没有充分地发挥。
湖北“找不着北”？
针对湖北的现实处境，全国人大代表杨云彦发出了自己的困惑和疑问：作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发源地，解放初期武汉城市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改革开放初期位列第4，然后是第6、第8……现在已被挤出前10名，而且还在持续下滑。如果现在要恢复过去的辉煌好像是遥远的，甚至是可望不可及的事。过去湖北工业发展一直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现在湖南靠上了珠三角，安徽投奔了长三角，江西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挂靠、山西不把自己看成是中部，要往西部挤，剩下最中间的河南和湖北互不买账，河南提出“中原崛起”，试图往京津唐经济圈里钻，湖北要“中部崛起”，江西说“中部崛起看江西”，那么，湖北在中部的地位究竟在哪里？
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宪生就率先提出“武汉在哪里”的问题，当时可谓“语惊四座”。2004年，湖北日报资深评论员胡思勇在《湖北日报》上连续发表的七篇“论《努力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前列》”的第一篇就是《湖北在哪里》，从种种角度和层面说明湖北的现状，并力图探寻出其定位。
湖北在中部地区处于什么位置？在“中部六省”中，1990年－2001年，湖北年均GDP增长11.6％，低于安徽，居第2位；2003年科技进步水平居全国第10位，领先于其他中部五省，同时，人均GDP达到9001元人民币，居五省首位。
但是，湖北经济运行的质量低于周边。从宏观层面看，2001年，湖北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97％，高于河南（4.7％），低于其他四省。从微观层面看，湖北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三项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1％，低于安徽（51.8％）、河南（59％）、山西（60％）。
“这表明，一方面湖北拥有发展优势，有条件在中部地区率先加快发展，实现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的奋斗目标；但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胡思勇指出。
一直被认为是中部发展领头羊的湖北省，在中部省份中经济总量位次居前，其1997—2002年GDP年均增速为9．2％，居全国第13位，在中部省份位次靠前。但近几年，面临着前有标兵（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后有追兵（中部其他省份及西部大开发迅速崛起的省份）、不进则退的严峻形势。
种种现实说明，正是湖北的“两极化”现象过于突出，才使湖北陷入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困顿之中。
没硬起来的“软实力”
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不仅包括资本存量、自然资源等“硬资本”，而且包括体制基础、市场配置效率、技术商业化水平等“软资本”。对于转型经济来说，“软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不同地区跨越市场经济门槛的能力，决定着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优势。
如果说，湖北良好的自然条件、优越的经济区位、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科研实力构成了湖北充实的“硬件”的话，那么湖北相对落后的现实只能从“软件”原因来找。
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过去相对落后的经济模式即经典经济（如英国工业革命）模式或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一个区域发展来说，更强调或较倚重所谓的“经济硬件”，但到了今天市场经济尤其是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交通通讯极为便捷，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地位和影响力逐步下降，市场会通过自身强大的力量来推动资源要素的流动，“经济软件”的效用日益凸显。
早有专家呼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TFP（即全要素生产率）。因为，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自然资源、劳动、资本投入的结果，还存在着TFP，即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带来的经济增长。既然如此，那么拥有科技优势的湖北为什么TFP低于东部地区先进省份？
胡思勇对此分析指出，TFP强调的技术进步，是反映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上游创新能力和反映技术商业化水平的下游创新能力的统一。湖北较强的技术上游能力与较弱的技术下游能力形成了强烈反差，从而使技术下游能力强的东部地区对湖北上游成果有较大的“磁吸效应”，“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科技成果为本省经济作贡献的可能性。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了解，湖北省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科技活动投入居第8位，科教活动直接产出居第8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居全国第11位。2001年技术市场成交总额只有上海的1/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为广东省的1/20，占全省GDP的比重仅5.4％。
更为重要的背后原因在于，“对转型经济来说，尤其是湖北这样传统体制存量大的省份来说，技术进步同时又取决于TFP中的另一种因素—体制改革的推动。换言之，科技成果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本身就存在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环境，技术扩散能力和应用能力就会减弱，技术研究能力就难以转化为经济的竞争能力，自然也就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胡思勇一针见血。
“提高市场化水平的路径在哪里？显然，改革以来，湖北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并不是因为生产要素缺乏，而主要是因为体制基础差异较大，市场条件相对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现阶段推动湖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市场化水平，提高TFP。为此，湖北必须实现由传统资源优势观向市场竞争优势观——要素配置优势观的根本性转变 ，必须实现由传统经济基础观向现代市场经济基础观的根本性转变。须知，任何初始要素都永远不可能自动带来发展；要素配置能力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决定要素流向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环节；把资源优势整天喊在嘴上，沾沾自喜，只会使要素优势徒为炫耀的资本，反而贻误发展”。
湖北省统计局2004年公布的一份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商务成本现状按满意率的高低排序是：劳动力价格（77.62）、土地及房产价格（73.45）、水电气价格（71.46）、劳动力素质（70.02）、基础设施建设（69.85）、法治环境（69.21）、政府办事效率与服务水准（69.75）、市场秩序（68.01）、社会信用（67.86）、产业配置（67.79）。
如果把上述10个指标划分为前后两部分，那么，前5项主要属于市场问题，后5项则主要属于政府职能问题。“这种巧合意味着，湖北省行政服务的综合成本没有对降低商务成本构成正面支撑。”胡思勇说。
如果把这一判断与行政服务的子项目“政策环境”联系起来看，理由更充分。上述调查把政策环境分为7项，满意率平均为35％。其中，政策兑现情况满意率最高，为40％；收费项目和审批项目满意率最低，仅32％。“可见，尽管改善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目前改善环境的侧重点应该放到进一步校正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服务综合成本上来，变行政管制性环境为市场竞争性环境”。
理论与经验都表明，生产要素永远改变不了趋利的天性。商务成本的差异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根本诱因。好环境是一个地方参与市场竞争、形成经济聚集的重要资本；而相对较差的环境不仅难以吸纳外部生产要素资源，而且可能导致“自我失血”，甚至成为经济“自我凹陷”的祸根。
据2002年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发现，完成一个项目需要10个以上公章的占76.6％，11个－20个公章的占17.8％；21个－30个公章的占2.8％；个别企业要盖100多个公章。“这种现象，不仅与好环境的内核背离，而且可能造成‘挤出问题’”。
博鳌论坛秘书长、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东湖论坛”上指出，东西部最大的差别不是沿海和内陆的差别，而是观念和软件的差别。我敢断言，如果哪一个省区把自己的软环境搞得比上海还好，那么这个省区是可以搞起来的。只要能创造一个好的软环境，中部地区边缘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湖北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很多制约发展的问题，根子在体制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体制改革”，必须“ “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建设优良高效的服务环境。”“最大限度地简化创业的准入条件和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
湖北省省长罗清泉为此提出环境创新的新思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调控和监管方式，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着力推进“体制创新、行政提速、信用湖北、优质服务”四大环境创新工程建设；下放一切可以下放的权力，取消一切可以取消的收费，精简一切可以精简的审批，让活力竞相迸发，让财富充分涌流。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日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对媒体谈到落实“中部崛起战略”时明确表示，要在改革体制、改善环境、改进作风上下功夫，逐步促进湖北的崛起。
“九头鸟”振翅欲飞
在体制弊端、软环境相对落后的背后，湖北地域文化中存在的消极文化积习，也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精明是全国闻名的，但湖北学者赵凌云认为，人们将湖北人与“九头皆鸣”的“九头鸟”联系起来，实际上是贬斥部分湖北人能言善辩、虚言浮夸、重说轻做、说的比做的好的文化缺陷。
“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这种古已有之的地域文化陋习，体现为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乏；“楚越之地，地熟饶食，无饥馑之患”；“江滩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则体现为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养成人们懒散的惰性，不尚财，不重财富积累，习惯于粗放经营，不求精细，不注重管理，小富即安。
从现实看，湖北自然资源的丰富，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节约资源和环保意识的相对薄弱：不如北方人节水，不如东部珍惜土地，不如沿海珍惜矿产资源；湖北农业经济比重较大，随之而来的是时间观念不强，节奏不快，效率不高；湖北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封闭，人们的开放意识不够；湖北的经济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生产的精细精神不够，等等。此外，湖北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文化发育不足，所以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守信精神、精细精神相对也较为滞后。
湖北省委副书记邓道坤对此颇有感慨：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一次次带给湖北腾飞的梦想，但过分倚重自然资源优势的发展战略却妨碍了飞翔；失去的机遇教训深刻，面临的机遇要珍视。
统计数据表明，湖北的整体明显落后主要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事实上，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湖北武汉曾是南巡中的重要一站。但沉重的传统计划经济对观念和生产力的束缚，使湖北未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遇。
后来的2002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一上任，就带队到浙江考察，派干部到广东、江苏学习，并很快形成《湖北省经济与沿海三省的比较研究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半年遍及全省的“思想大解放”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解放程度决定改革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决定发展速度”的共识，再次树立了超越自我的勇气。并从“削费减税”、“机构瘦身”、“简政放权”等十几个方面采取行动，尝试冲破体制瓶颈。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被专家誉为令人振奋的“湖北新政”。
2004年10月中旬，湖北省省长罗清泉率领由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赴上海、浙江学习考察，寻求在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下的多种形式合作，并提出“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改革的力度，开放的程度和发展的速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推动区域发展的众多因素中，资源、资本、技术等物化因素可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这些方面的优势可以位移，而文化，特别是作为文化基础结构的精神气质与精神素质则是难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的。一个地区有优良的精神气质，从而有优良的文化基础结构，才能有优良的制度、环境与秩序，即优良文化上层结构，进而才能吸引和聚集经济发展的各类资源。同时，湖北拥有明显的综合发展优势，包括农业、制造业、资源等方面的基础和科教、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但是，需要有一种因素来激活、整合和实现这些优势。而只有文化才具有这种激活与整合的功能。”赵凌云研究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文化应是湖北最基本的内在驱动力量。从推进湖北发展的重点来看，文化发展是加快湖北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本刊记者贡卫华对本文也有贡献）
评论：
★文/时铃
何以解忧，惟有“新政”
—从张之洞新政看湖北崛起
说起湖北，不能不提及张之洞，尤其是在他督鄂115周年的时候，在“中部崛起”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时候。因为张之洞时代，是湖北最为雄起的辉煌时期，以致于披及了后来的近百年。
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湖北新政，也就没有昨天的湖北，也就没有将湖北与中国命运连在一起的历史因缘，更不可能有湖北新军打响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第一枪从而打开中国现代史大门之宿命了。
张之洞督鄂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一条路—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随着这条路的不断延伸，冲破了种种守旧派迂腐思想的束缚，张之洞将他“中体西用”的新政在湖北发挥了个淋漓尽致，湖北的工商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由此奠定，使湖北走上了一条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路。因为督建这条实际上带有开辟洋务运动象征意义的道路，张之洞成就了自己，成就了湖北，成就了中国历史。
所谓湖北的新政，照作家方方在其《行云流水的武汉》中所说，张之洞所作的这一切，用现代的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
说“开放”，说“新政”，主要就是引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张之洞给清廷上了一道后来被称为其新政总纲的《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个方面的主张：即编练陆军、重建海军、修筑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派员出国考察、预备巡幸之所等。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更为可贵的是，张已触摸到政治改革之根本的脉搏。张之洞的最大特点即在于兼容新旧，稳健明达而又能与时俱进。他最为人知的《劝学篇》提出，“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提法，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政，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改革的愿望。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非常大胆的主张。
史家冯天瑜先生对张之洞的评价是，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可以说，湖北的崛起，与清廷的总体性部署并调动全国财力支持固然有关，但同张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也大有干系。
“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以及工人无产阶级，不仅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也为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客观上奠定了阶级基础。
日本首相伊滕博文曾评价张为“最能办事之人”，而孙中山先生誉张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张之洞务实求变，锐意改良的精神与实践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成功的改革家。
湖北崛起缘自湖北新政，新政缘自张之洞使命般的“改革开放”思想与实践。湖北在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反而落伍于全国，出现了所谓的“中部塌陷”。细纠起来，在主客观因素上与湖北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相对落后有直接的关系。
所幸被称为“九头鸟”的“湖北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2002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上任不久，就力促革新，到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考察学习，并形成《湖北省经济与沿海三省的比较研究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半年遍及全省的“思想大解放”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解放程度决定改革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决定发展速度”的共识。
此后不久，湖北省又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从“削费减税”、“机构瘦身”、“简政放权”等十几个方面，次第冲破体制瓶颈。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被专家誉为令人振奋的“湖北新政”。湖北这个中国的“龙腰”自此真正开始摆动起来。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何以改革”？“惟有新政”！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