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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剑平 孙牧
政府在汇率政策上的一贯表态已经勾画出中国设计汇率机制的总框架：根据市场需求、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首先，要引入市场供求因素来确定人民币的合理的汇率水平，使其在浮动中达到均衡状态，因为不均衡就难以维持。其次，汇率必须有弹性来对付各种“冲击”，这种弹性除了来自本身较合理的水平之外，更加需要来自管理的维护。
管理是指确定band（波动幅度），它的维护是通过中央银行干预（工业化发达国家）或是通过外汇管制（发展中国家）来保证。世界上没有国家实行过纯粹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到目前为止都介入汇市来保证其经济稳定。
中国目前处于对内和对外不均衡状态。对内通货膨胀和就业压力在不断增加，对外双顺差有扩大趋势。无论按照哪一种汇率决定理论都难以测算出人民币的合理水平。在一个不很完善的金融市场上，人民币汇率要适合各个产业部门和各个地区（包括香港等地区）是不现实的。只能通过在一个波动幅度内逐步向“合适”的水平趋近。
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波动幅度区间适合中国？如果纵向看，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既便是固定汇率制度也允许汇率波动上下1％；欧洲货币体系允许成员国对中心汇率将波动幅度扩大到上下2％；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等则认为人民币波动上下0.3％~2％是稳定区域，汇率波动在上下5％~15％则会使得中国出现不稳定性现象。
如果我们横向来作比较，与中国情况相近的印度，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曾经提出一个监视浮动幅度(monitoringband)的设想，该设想认为，印度政府可以容忍汇率浮动幅度在平价的上下5％。在此幅度内，当局禁止采取任何干预行为。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如果引入浮动汇率制度不能只研究波动幅度，还必须结合调整频率和幅度。
汇率水平趋势一般随着一国的GDP或国家竞争力而移动。波动幅度的区间宽窄则视该国企业的承受能力或者看金融市场效率而变化的。事实上许多国家波动幅度的扩大是被动的，例如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在操作上有些国家通过外汇管制或干预来维持区间。这就涉及到汇率是否与该国的经济周期协调的问题，调整任何经济变量都有成本和收益比较。
维持波动幅度的能力还取决于中国央行与其他各国中央银行的协调。中国与日本只相差一个时区，中国的中央银行每天也在外汇市场上频繁地进行干预。将来随着外汇市场参加者的扩大，市场机制的导入，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外汇市场的干预在技术性上将更富有挑战性。比如2003年，外汇市场成交折合1511.3亿美元。而这个成交额相对日本中央银行同期的干预量1738.2亿美元来讲，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中国的大多数邻国都将本国货币盯住美元，加上中美贸易影响着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因此中国在干预汇市的时候必须谨慎。中国必须考虑周边国家的汇率政策并按照中国对该国的出口份额来设定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速度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因为要顾及亚洲他国盯住美元的格局，即便放开汇市，也要保持与美元相对稳定的关系。为此，人民银行频繁单独干预汇市的概率可能极高。日本央行干预基本旨在维持日企业出口竞争力，虽然日元属于浮动，但也经常单独干预汇市。美联储干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联合干预的情况则更加复杂。美日两国都在西方七国集团之内，联合干预的可能性较大。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于人民币升值和汇率体制的形成，我们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影响”。对波动幅度的研究是中国对内和对外负责任的具体体现。(作者单位系上海财经大学，本文不代表本报观点)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