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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作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博取利益的要求，国有成分在部分非战略领域有序退出也是既定的政策，在最迫切的国退引资背后，尚需关注产业发展延续和地方经济的长久生命力。
"外资进入中国参股或控股国内企业，选择的是市场化的行为，对此不应看得过分敏感"，3月24日，在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会之后，经济学家吴敬琏对《资本市场》记者如是表示。
"在企业选择与谁合作、以何种战略发展自己的问题上，除了政府有规定的、战略性的（产业）之外，政府不应过多地干涉，而应该退出；此外，引进外资还要强调国民待遇。"据世界银行新近的估计，全球各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基金总量在14万亿美元以上，目前至少有7万亿美元的游资，而其中每天有1万多亿美元游荡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寻找归宿。
资本就是逐利已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除了产业投资者，还有财务投资者，譬如摩根斯坦利、美林、高盛、凯雷等跨国投资机构。素以运作中国企业海外IPO见长的北京嘉富诚资本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锦桥先生向《资本市场》记者介绍说，财务投资者最终是要通过资本市场退出的，其投资企业的理想变现时间一般在三年以内，期间他会设法通过IPO（发行股票或债券）、股份转让等，实现套利退出。
在哈药重组中，曾经参与的华源、中国医药集团和东盛集团先后出局，政府最终选择的是财务投资者中信集团、华平及哈尔滨辰能。对于财务投资者最终会将哈药转手给谁，会不会步哈啤之后尘，业界充满了担忧和猜测。
海外资本介入企业后出现的控制权旁落、转手他人的现象，很多投资专家并不赞同使用阴谋论来解释。
行为方式上的趋同并不一定是出于连手或蓄谋，而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然。颐和财经副总裁王吉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就像草原上的狮子群起掠食羚羊，你不能说狮子之间有个联盟或者阴谋，这是本性；问题的关键是，为了让生活在野生动物园的羚羊维持活力而引进狮子，在引进之前需要确认羚羊群是否依然幼小，是否具有足够的体力。
在具体操作方面，郑锦桥建议国内企业，最重要的是让投资者获得预期的收益，并尽可能在合同中对预期收益加以约定，在外国投资者进入之前最好谈好固定回报。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缺少资本运作经验，有时企业会陷入比较不利的境况中，比如把自己的未来业绩和股权结合起来，规定年利润达到多少，达不到就把股权给对方等等。这样，企业就要承担额外的巨大引资风险。
产权定价与国资流失国企改制最受诟病的就是产权定价，不仅MBO、民营资本收购遭到质疑，境外资本是否存在以过低的价格获取企业资源的可能，也令人猜测。
"不低于净资产值即为法律规定意义上的合规"，这是制度上唯一可寻的依据。是否合理，界定不一。王吉舟分析说，市净率是企业收购价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是以2.5～3倍于净资产的价格出售国有股份，那是国际二级市场交易的平均价格水平，与优质企业资源的优势相比，显然没有得到最优化的价值表达；而有企业并购目的的交易，其交易价格往往高于二级市场价格。
"所有定价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产权问题"，阿尔钦的这句名言表达了产权和价格的直接关联。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曾有一段有名的论述，核心是：市场交易价格就是唯一合理的价格。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有资产成交价格高于国家底价却低于再出售价格售出，未能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因是复杂的；也许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的成交价，总有人可以质疑说还能卖价更高。但是对于卖多高才算是没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客观标准，才算是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显然，我们还缺乏标准。
那么，怎样界定国有资产是否流失呢？他认为，在实践中，即使国有资产的出售未达"保留价格"，因而可认定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但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则还需要其他条件，因为根据当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有资产流失查处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国有资产流失"必须是法律明确禁止的、人为造成的、并应当承担责任的国有资产权益损失的行为。"这说明，要以国有资产流失追究责任，第一，必须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实；第二，必须找到可依据的流失的法律依据；第三，必须确认存在人为的主观动机。否则，很难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更不能凭空想象。
寻租的温床抛开价格分裂谈国有资产流失无疑是治标不治本的摇旗呐喊。
资本价格的双轨制虽然不是新事物，但却是随着国退民进的大潮浮出水面的。在对资产定价缺乏经验或视野狭小的自我宽解之外，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不自觉地把这个双轨制当作了设租寻租的温床，因为，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已经市场化的资本价格，和中国尚未市场化的资本要素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价格差。
王吉舟认为，新资本价格双轨制使得产权改革难以通过地方政府的调控加以解决，地方政府部门无能力也无远见进行这方面的治理和改善。因此，可以说，是目前这种资本价格的双轨制，使地方政府有可能带着其控制下的地方明星企业，陷入到国际资本市场寻租的陷阱。
他说，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套利，是双轨制下典型的套利模型，他们利用自己对市场化的国际资本市场的熟悉和先天优势，获得大量的利益。这个模式无外乎："高价（地方政府眼中的高价，是外资眼中的低价）进入--取得资本控制权--转手倒卖--获利退出"，一句话总结，就是以美元换资源，再回过头去，把资源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跨国同行业公司或者国际资本市场。不仅南孚、哈啤，相信今后还有更多。
在民族资本力量已经很弱小的情况下，"国退民进"又有重重障碍，资金实力雄厚、操作经验丰富、先天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外投资机构更可以风卷残云，大手笔地将对中国优质企业的并购进行到底。在体弱多病的初期发展症候痊愈之前，民营资本连带她赖以拓展的企业资源基础，极有可能就已经被掏空了。
政府何为？国企改制已经启动，ＭＢＯ充满陷阱，民营资本收购又易触及政策红线，地方政府对民营资本避而远之；而引进外资不仅多了一个先进的伙伴，似乎暗含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作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业绩广而告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相对于仅仅财大气粗的"土鳖"们，洋"鲸鱼"要显得正规和体面多了。
然而，变卖家产甚至卖个好价钱毕竟不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的首要或唯一任务。从长远来讲，能不能借助国企改革的契机，并以此为起点，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所最需要的产业升级和方式进步，并在国内产业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培养出一大批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知名甚至领先的企业族群，才更能贴近改革的初始目标。令人遗憾的是，实际的情况表明，在培育自己的世界500强队伍时，地方政府经常显得不够有耐心和信心。
就引进资本的问题，专家建议，资本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活水的作用之外，还需要对它的长远影响认真审视。从企业发展最需要的资金性质来看，财务投资资本追逐短期利益的目的更明显。对于企业的生命力周期，在早期进行过度的财务开发也是一种资源的滥用，在这个意义上，引进这样的资本会给企业带来破坏性。
一手造就过哈药崛起的"教父"刘存周黯然离开哈药之后，并未过多地对媒体表态，但他对记者说过的一番话非常引人深思。他对某媒体记者讲到，"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平的裁判，来裁决一下我刘存周到底怎么回事！是对是错啊？！没有啊！找不到裁判，哪怕是一个吹黑哨的裁判，来告诉我'你错了'也行啊！"这也是有类似问题的国企经营者的普遍担忧：不管你造就过多辉煌的业绩，在更大的决策力量参与时，创业者的意见有时并不能表达资本掌控者的意图，而来自企业家的抵触情绪和不同发展战略安排，甚至连接受评判的机会都不会有。因为此策和彼策孰优孰劣无从对比，根本不存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的可能。
来源：[资本市场]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