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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凡龙
不良资产问题，一直是各国有商业银行非常头痛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银监会公布的2004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5751亿元，不良资产占比为15.62％。从现实情况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无论从总量还是从比例看，都还在高位徘徊。
根据国外不良资产处置收回的资料及经验，我们将不良资产的收回率作出如图的折线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良资产的收回率几乎呈直线下降，其价值会像冰雪一样消融，这就是不良资产的“冰棍效应”。
不良资产处置缓慢国家财政承担损失
面对不良资产处置收回的“冰棍效应”，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和新的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度怎样呢？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12月末，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指累计回收的现金、非现金和形成的损失的总额）不良资产总额6750.6亿元，阶段处置进度（指累计处置总额占购入贷款原值的比率）为53.96％，资产回收率（指回收的现金及非现金占累计处置总额的比率）为25.48％，现金回收率（指回收现金占累计处置总额的比率）为20.29％。由此可见，5年过去了，当年剥离的1.4亿元不良资产处置进度才刚刚过半，而资产收回率却只有四分之一，按照“冰棍效益”理论推理，剩下的近一半未处置的不良资产还不得“人间蒸发”。最终国家财政不得不为此承担至少上万亿元的损失。
国有商业银行当年未剥离的“历史性”不良资产以及随后产生的新的不良资产处置情况亦不尽如人意。对于当年未剥离出去的那部分所谓的“历史性”不良资产，有些国有商业银行可能在以后的处置进度中根据资产的情况逐步消化了，如能清收的清收，不能清收的就采取打包出售或以核销的形式处理掉了。但有些银行的这部分不良资产却没有处理，主要原因要么是找不到债务人，要么是缺少信贷档案，有的甚至是牵扯到刑事案件，总之情况很复杂。而这些不良贷款之所以会形成，与银行内部疏于管理不无关系。由于机构变化，人事变动，责任难定，“新官”不愿理旧账，最后导致管理脱节，为企业逃废债务创造了可乘之机。当然，不良的信用氛围与不规范的法制环境也在相当程度上为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开了方便之门。银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这种企业往往缺乏敏锐的嗅觉而被动受套。当然“历史性”不良资产的形成也有政策性因素，如1998年农行接收的农发行划转的政策性专项贷款。事实上，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贷款当年是钻着“政策性”的空子拿到的，形成不良后，国家对这批贷款却没有相关的处置政策，因此只能是增加接收行的历史包袱。
处理难题切中管理漏洞
承前所述，“历史性”的不良资产，从形成的时间看，少则6~7年，多则10年，有的欠息已经超过了本金。这批不良资产就好像鸡肋一样，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要清收，找不到清收对象，即使找到清收对象，企业也是名存实亡，无力回天。既然清收、盘活都不行，那就核销算了。要核销一笔贷款，对于银行来说又谈何容易，先不说银行有没有能力（利润）去核销，就算有了这个能力，其报批程序也是极其严格，不符合核销条件是绝对不允许核销的。由于企业逃废债以及银行管理的漏洞、内部审计力量的薄弱、责任难以认定等诸多原因，致使核销工作显得步履维艰。
“历史性”不良资产不好处置，新的不良资产面临同样问题。新的不良资产与旧的不良资产在信用与法制环境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的条件下，其产生的根源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新旧不良资产产生的银行内部管理制度或者说信贷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一旦成为不良，新的不良资产就多了一些担保（保证和抵押质押）以及贷后跟踪措施。正是这些担保使得银行一旦处置起来处处掣肘，可谓是不良资产处置之痛。银行想处置抵押资产或执行担保的时候，总有人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说情，或者给你设置种种障碍，让你无法摆脱行政或司法的干预。加之我国不良资产市场的不规范（全国没有一个成型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银行面对内外监管部门对不良资产只降不升的压力指标往往是使尽浑身的解数，但处置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偏方难医重症
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之痛，许多专家和学者开出了诸多“药方”：一是建立全国性的不良资产交易中心；二是不良资产证券化处置；三是不良资产处置引进外资。
对于建立全国性不良资产交易中心的想法，我们认为这只能是理想主义者提出的创意。不良资产涉及各家行的切身利益，这个全国性的交易中心应该由谁牵头去建立，由政府出面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市场经济环境日趋成型的情况下，政府行为正逐步淡出，交易中心其资源的配置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市场的形成又岂是一朝一夕的工夫所能建成？等到全国性的不良资产交易中心建成之日，恐怕原有的不良资产早就融化没了。
对于不良资产处置证券化的建议，我们认为其想法并非不可行，但在现实情况下，其障碍重重。我国现有的不良资产大多属于体制性的信用贷款或保证担保贷款，经过长期的“沉淀”，资产质量和变现能力差，加之国有企业经营状况起伏不定，其价值已大打折扣。如果由政府来担保进行证券化，弄不好可能会把银行的信贷风险转移给国家财政。另外，我国目前的评估定价机制还欠完善，市场环境还不是很规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受到很大的人为因素影响，加上中介服务机构服务质量、信用还有待提高。对于这样的不良资产，定价太低，会有贱卖国有资产之嫌；定价太高，将很难得到投资者的认同。因此，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推进更多地是停留在理论上，实际情况却并不理想。
对于不良资产处置引进外资的问题，据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国外资深和财力雄厚的投资者都渴望大力投资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只是缺乏明确的规范和连贯性。据其估计，外国投资者预留了800亿~1200亿元人民币在未来3年内投资中国不良资产市场。这对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因中国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的不完善，交易机会稀少而使外国投资者们变得有点悲观。目前最大的难题是怎样调整现有的体制，吸引外国投资者留下。面对快速融化的“冰棍”，各家商业银行都在考虑或积极运作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外资，但由于在引进外资上，各家行都十分谨慎小心，因此该项措施有一定程度的推进，但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巨额的国有不良资产，有人寄希望于二次外部剥离，也有人想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从根本上遏制不良资产的增长。二次外部剥离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能，而内部剥离只是一种银行内部管理方式的转变，并不能影响国有商业银行整个的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过分看中股市的筹资功能而把上市作为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主要途径，就可能导致银行风险的转嫁，形成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风险的联动效应，给整个经济带来更大的隐患。大家都在翘首以待中行和建行的股改进程，但愿股改能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好运。
银行内部的改革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企业的配合、国家资金的注入、配套的处置交易市场以及相关的社会信用与法制环境，不良资产问题可能依然是高祭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
（ 责任编辑：谢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