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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涛
一方面，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国际贸易是互利的，或者说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互利，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摩擦不断也提醒我们，国际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呢？通过回顾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目前我国国际贸易面临的国际环境。
亚当·斯密不仅论述了一个国家进行分工对于效率提高的重大作用，还将其学说应用于国际贸易，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原因在于：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市场的拓展，将社会分工由国内延伸到国外，而国内分工变为国际分工，社会分工范围的扩大，意味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最终促进实际收入意义上的财富增长。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花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是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裁制……他们都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别人更有效率的产品生产上，而以自己产品产出的一部分去交换自己所需的任何其他物品。亚当·斯密认为，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如果外国制造某种产品的价格低于我们国内的价格，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优势的产品去和他们交换他们有优势的产品。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熟知的绝对优势理论。
其后，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指出决定国际贸易的因素是两个国家商品的相对劳动成本，而不是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绝对劳动成本。按照李嘉图的观点，即使一个国家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其劳动成本都高于他国，但只要这些产品的劳动力投入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就也可以进行贸易。比如，Ａ国生产两种产品Ｘ和Ｙ时需要的劳动力各是3个和6个，Ｂ国生产两种产品Ｘ和Ｙ时需要的劳动力各是12个和8个，看起来Ｂ国生产两种产品的效率都很低，没有办法和Ａ国竞争，但是由于Ｂ国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投入情况与Ａ国不同，使得Ａ国生产Ｘ产品有比较优势（对于Ａ国来说，同样的投入生产Ｘ比生产Ｙ的产量大），Ｂ国生产Ｙ产品有比较优势（对于Ｂ国来说，同样的投入生产Ｙ比生产Ｘ的产量大）。所以，Ａ国应该专业化生产Ｘ产品并用Ｘ去交换Ｂ国的Ｙ产品，Ｂ国应该专业化生产Ｙ产品并用Ｙ去交换Ａ国的Ｘ产品。如果国际贸易按照这种方式开展，将有利于参加国际贸易的各个国家。
在当今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一定有利于各个参与方吗？我们借助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理论来进行分析。他们在《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通过对各种均衡情况的模拟（比如，在有10个产业存在的情况下，将有超过1000种的均衡结果），得到Ａ国收入份额与世界收入的关系图。世界收入和Ａ国的收入是密切相关的，Ａ国收入等于世界收入乘以Ａ国在世界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所以，我们可以得到Ａ国收入份额与其收入的关系图。我们将Ａ、Ｂ两个国家的情况合并，可以得到一张反映两个国家收入份额与实际收入的综合图（右图）。
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模型表明，Ａ国在其份额占世界收入份额很低的时候，其实际收入也很低，它的收入随着其占世界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上升；在Ａ国收入达到世界收入的某个份额时，世界收入的边界线达到最高以后，世界收入的总量开始下降，但是随着Ａ国所占世界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实际收入依旧上升，直到某一点才开始下降（Ａ国实际收入开始下降的点在世界收入达到最高的点的右边）。正如图里面标明的，在左边和右边的区域，是两国的收入可以同时上升的互利区。比如，在右边的互利区中，随着Ａ国所占世界收入份额由90％下降为80％，Ａ国和Ｂ国两个国家的实际收入都会上升，Ａ国的最大收入由Ｕａ上升到了Ｕｂ，Ｂ国的最大收入由Ｆａ上升为Ｆｂ；在左边的互利区当中，随着Ｂ国收入占世界收入份额的下降，两个国家的实际收入都会上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由一个国家生产大部分产品的格局出现变化，当不同的商品由不同国家生产的时候，各国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其专业化优势，使得世界总收入大幅度增加，份额的降低不仅被抵消，份额降低国家的实际收入还得到了提高。
从图中可以看到的另一个区域就是冲突区，它位于两条垂线Ｌ1和Ｌ2之间，Ａ国的上边界线向上倾斜的时候，Ｂ国的上边界线向右下倾斜，反之亦然。此时，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一个国家通过某种方法（比如，提高生产能力）使得本国收入上升的同时，另一个国家的收入将因此而下降。两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是否能改善收入水平，关键看它们处于图中的哪一点。互利区对应的是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此时，不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份额的上升，将有利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两方。冲突区对应的是两个生产能力相差不多的两个国家，此时一国生产能力的上升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收入水平的下降。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还证明，即使不存在规模经济，他们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依旧是正确的；而且，将模型扩充为3国以上的时候，基本结论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出现了多重可能性的区域，但是冲突区是不会消失的。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面对的国际贸易环境，是冲突区的范围大，还是互利区的范围大。按照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分析，一国凭借其较大的生产规模而在进入高壁垒产业拥有的优势，或者是没有规模经济但是生产率、生产成本等方面拥有的优势，其所能获得的世界收入份额越大，这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就越高，这可以作为判断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各处于图中哪个位置的指标。并且，他们指出一国理想的贸易伙伴（在其结果最好时候的贸易伙伴）的工资（或者人均ＧＤＰ）要比该国本身的工资（人均ＧＤＰ）低50％－75％。这样看起来，由于我国的人均ＧＤＰ相对较低，与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处于互利区的范围之内；不过，我国与同样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就是竞争的关系了，我国产品份额的上升就意味着对方收入要下降，反之亦然。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措施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很高，尤其是印度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根据ＷＴＯ的官方统计，从1995年1月1日到2002年12月31日，中国一共遭受反倾销308起，其中有62起是印度发起的，占20．13％，是所有对中国反倾销发起国中所占份额最高的；美国、欧盟、阿根廷同期对中国各发起反倾销42、40、39起，各占13．64％、12．99％和12．66％。
在与发展中国家激烈竞争的同时，我国产品在发达国家也遇到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这提醒我们，我国与发达国家也并非一定处于互利区，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现实的威胁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处于冲突区的一个原因。我们需要看一下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所提出的互利区是否真的如图所画出的那么大，也就是说，是否一国工资水平是另一国的1／3或者1／4，这两个国家就处于互利区。在本人看来，两个国家是否处于互利区，取决于一国生产份额的上升是否动摇了另一个国家收入的获得。如果一个生产能力较低的国家，其生产能力上升并不能动摇另一个生产能力较高国家的优势，这个低生产能力国家产量和生产品种的上升将使另一个国家更专业地生产其优势产品，从而扩大整个世界的收入总量，使得两个国家的收入都上升；生产能力扩大带来的价格下降也是高生产能力国家获得的好处之一。不过，当低收入国家生产能力的扩大威胁到高收入国家时，两个国家就处于冲突区了。
可见，是否处于冲突区的关键不是人均收入或者人均ＧＤＰ，而是低收入国家是否有能力威胁到高收入国家的原有优势。在存在高的初始成本、有巨大规模经济的时候，低收入国家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产业的，这就是进入壁垒；在没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如果技术含量特别高，低收入国家一般没有高的科技水平，此时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些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垄断也是一种进入壁垒。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总是首先发展服装、玩具等既没有规模经济、又不需要太多高技术的产业。
不过，具体到中国，情况又有不同。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中国同样人均收入水平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些高初始投资的产业望而却步，中国却可以建立生产企业，与发达国家争夺市场；与中国同样人均收入水平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些高技术产业无法涉足，中国却可以集中优势发展相关技术而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发展中大国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中国一旦建立了这些规模经济显著或者高技术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就会使得发达国家的相关竞争者面临很大压力。是否一国工资水平是另一国的1／3或者1／4，对于判断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所处的区域，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标准，换句话说，模型中的互利区可能并不像图中画出的那么大，对于中国和发达国家来讲，互利区可能只是细细的一个小条，只要中国的人均收入稍稍提高，双方进行贸易的关系就成为相互冲突了。而且，即使中国并没有在许多行业都对发达国家的产业形成真正的威胁，只是这种威胁的可能性，也会使得发达国家防止中国获得这方面的优势。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一定是处于互利区。
其次，发达国家的高调整成本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可能处于冲突区的另一个原因。一个发达国家放弃某个产业，虽然从整个国家来看可能是向更高效率发展的一种方式，但是，此产业的相关利益者却不会轻易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作为代替此国进行这些产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就会成为发达国家中此产业利益相关者攻击的对象。贸易措施无疑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但是利益总是有主体的，这些贸易措施是为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即使按照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与发达国家是处于互利区的，我国某些产业的发展和所占世界收入份额的提高，有利于整个世界收入水平和两个国家双方收入水平的普遍上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占世界收入份额下降的发达国家，其产业调整不可避免。它将逐渐减少甚至停止某些产品的生产，将更多的要素使用在生产其有优势的产品上， 这种调整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这一点并没有在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模型中反映出来。
这种调整，不仅意味着各种固定投资将失去价值，也意味着相关的劳动力将失去工作。对于专业化的劳动力来说，这种调整尤为残酷，因为他们的技能可能只对这些产品适合，当他们不再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就变成了没有专业化技能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将有比较大的下降。如果情况更加恶化的话，这些劳动力会发现，不论经过怎样的培训，他们也无法进入到那些新兴的行业中去。
发达国家处于扩张期的产业和产品，大多数属于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相关知识的要求会更高。被淘汰产业中的劳动力无法适应这些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要求是一个合适的假设；否则，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也可以进入这些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进行工作，就不会首先承接发达国家淘汰的产业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人不会轻易地让本国的生产份额下降而坐视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收入的份额上升。这种高调整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发达国家不愿意轻易放弃其已经失去优势的产品和产业，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有可能出现冲突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从总体上可以提高效率，有利于整个世界，不过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有可能是一种竞争的关系。这里我们不是要蛊惑贸易战，而是要提醒大家，由于这种激烈竞争背后冲突区的可能存在，会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面临的竞争与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是必须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