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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各种类型中，民营企业入主后绩效提高最显著，管理层收购次之，职工持股再次之，而改制后仍然为国有控股则绩效改善最不显著。”
这是由世界银行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以下简称：“企业所”)执行的《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调查研究报告》中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同时，它也将中国国企改革的纵深面直接呈现到公众面前：包括改制时的补偿方式、债务削减、改制的定价以及相差程序；改制后的再投资率、创新能力股权结构和绩效变化等。
国资委认为研究报告的政策价值大
4月3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企业所主办的“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调研成果发布与政策研讨会”上指出，本次调查资料非常翔实、细致，调查结果将有可能为国家制定国有企业发展战略、改革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这也许可以解释，4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调研成果发布暨政策研讨会”上，省一级的国资委系统有大量的要员亲自与会的原因之一吧。
2003年底，企业所与世界银行开始该项目的筹划工作，2004年11月，调查工作全部完成并开始数据分析工作。样本采集了除金融、电力、石油开采部门等几大特殊垄断行业以外的所有行业，范围涉及北京、黑龙江、山东、江苏等16个省市，涉及企业超过6600家。最终收回问卷的企业数量也达到5103家。
这份调查表明，我国的国企改制高峰发生在2000至2003年期间，它占到了样本总量的75.65%以上(而在1997年以前的改制只有1.14%)。这4年，大量国企集中进入改制阶段，使得社会与公众也突然间感受了某种集中的压力--改制中被裁减的职工比例为7.79%。
这份仍然处在修改中的报告，所透露出来的许多结果都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报告显示，改制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改制成本的筹集。
据邵宁介绍，国有企业在改制中最大的难点之一，就是职工身份置换成本的问题。现在国有企业的职工还有4000万，如果都进行身份置换的话，至少需要8000亿元到1万亿元--所以，改制谈判时的系列承诺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受让方要承诺职工的就业保障。
调研结果表明，约有45%的中央企业和60%的地方企业需要有这个承诺。而且在保留职工的比例数和保留期限都有详细的规定：81%的央企和89.7%的地方企业要求保留职工比例超过50%以上，90.3%的央企和79%的地方企业要求在不能在三年内解雇职工。
而在这次调查的数据表明，约有一半左右的企业的改制安置费，已经在转让价中扣除。
改制后由民营企业控股的绩效提高最显著
报告还显示，在所调查的中央企业中，没进行改制企业的比例高达74.1%。而在已改制的企业中，真正是由本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推动的改制为5.06%和9.51%，而由政府、资产管理公司和母公司推动的比例高达68.9%。
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对此坦承，“让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中国国企改革还需要加快步伐，且任务相当艰巨；二是政府在企业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报告称，在全部完成改制企业中，改制前后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其中一个意外是，改制所带来的效率的提升似乎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在项目组对改制企业前后一年的绩效变化进行比较和分析时，报告发现改制的确推动了效益的提高。但在改制后的第三年开始，企业盈利能力就缺少一种持续递增的驱动力了。
具体到某一类型的改制中，改制后仍然为国有控股、政府部门控股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类型的改制企业，其改制效果不太好，主要表现在总资产利润率指标提高的显著性检验效果上并不明显。但改制后为民营企业控股的企业，绩效提高最明显，其次是管理层收购的企业，再次是职工持股的企业。
报告还揭示了另一个重要关系：在非国有控股的改制企业中，效益与就业存在某种相互替代的关系。尤其是在由民营控股和经营者控股的企业中，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国企改制不是“私有化”
在这份报告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目前的国企改革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私有化”。
因为在这次调查所涉及到的改制企业中，只有不到30％的企业通过改制把企业的控股属性从国有改为非国有。尤其是央企，93%的改制企业仍保持国有控股。在地方企业中，也只有36%的改制企业让国有产权退出了企业的控股地位。改制对企业主要的产权属性的改变并不太大。
“这种改革结构是渐进式的民营化，而不是私有化。”报告非常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与由外资控股的改制企业中，持股没有经营者的身影、职工持股会的比例也只陪末座的情景相比。由内资主导的民营化改制中，更多的是依赖企业自发力的“内生性”。
报告称，在已改制的企业中，由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控股的企业，在各种非国有控股中已经占到了一半甚至更多的比重。同时，它作为第二或者第三大股东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中：
在国有资本控股中，由政府部门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改制企业，由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作为第二、第三大股东的比例分别达到28.3％和19.8％；由资产管理公司等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改制企业里，由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做为第二、第三大股东的比例则高达53.2％和20.6％；而由母公司控股的改制中，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做第二、第三股东的比例则达到了72.4％和20％。
“这是一种转轨时的过渡产物，是各方利益相关者为了适应竞争的需要而不断博弈的产物。实际上它也是一定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所能够承受的产物。”英国布鲁诺大学教授刘芍佳认为。
而且这种“内生性”也体现在了改制企业的再次投资率上。
从改制后企业的投资率来看，由民营企业主导的企业只有3%-12%、自然人控股企业为9%-13%，但职工持股会的再投资率却达到了25%-39%，甚至超过了国有集团控股的26.3%的投资力度。
虽然经营层的再投资率只有3%-7%，但报告认为，其投资率的低下是因为经营者刚收购企业后，资金不足所导致的。
不过，民营控股企业的投资这么少，却使人感到较为意外。
“一般来说，所有者的投资行为是与其预期密切相关的。如果预期企业有发展潜力，通常所有者会增加投资，反之，所有者则不再投资，甚至缩小规模。但民营企业收购了国有企业以后，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如果其很快大量进行投资，那么，在某种不利的社会环境下，是否会让别人产生误解，以为企业的大量增值来源于原国有资产价值的低估。所以，即使它们已经收购了国企，但是在某种不利的社会环境下，也不敢很快把这个企业真正当作是自己的企业。这也是民营企业为了理清产权关系，而采取的某种不得已的方式吧。”参与调研和报告起草的一位研究人士说。
与此相反的是，职工持股企业的再投资率的比例比较高。
“对于职工持股企业来说，在中国现今环境下，他们往往具有某种特殊地位，他们比单纯的经营者可能更具有社会支持的力量，至少在政府来说，这种改制企业具有较少风险；而对于职工来说，具有共同利益的一致性。这类企业往往改制前效益就不错，改制后获得的产权激励使其更对未来发展有着良好预期。同时，他们可能也较少某些不必要的担心，较少某些不利的预期。”报告这样认为。
交易还需进一步透明化
调查显示，在过去几年里，样本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式中有90%的企业采取了协议转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这与国务院国资委颁发的“96号文”和“3号令”于2004年初才开始生效有关，因为样本中的国有产权转让大部分是发生在2004年之前。
报告分析道：“2004年之前的国企改革，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足够的规范化和程序化，一半是由于需要摸索，需要博弈，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因而需要因地制宜，很难一刀切；另一半是政府的操作更偏好于根据经验判断，来选择合适的企业家。当这种经验是基于企业的市场业绩来判断时，那么也能够大体合理，但问题就在于，其间存在很大的弹性和可操作空间，存在寻租的很大余地，但又无法通过必要的程序和监督来约束这种寻租，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弊端。这是中国改制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难点。”所以，“为了避免改制中腐败寻租，建立必要的和合理的程序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单一的个体是不够，应该在形成整体的全国性网络建设上下大功夫，争取通过这种网络达到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透明化。为产权交易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化打下基础。”刘东生认为。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